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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范畴及其意义 　　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范畴标志着20世纪西方学术界历史研究理论的新出路。其诞生的背景是:在经历了19世纪以兰克、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发展高峰之后，时至20世纪，这种曾被视为无可超越的历史研究模式却被学界普遍当作“形而上的宏大叙事”而加以批判，这造成了“历史研究向何处去”的理论困境。在这种境遇中，布罗代尔及其所属的“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已作为历史研究的新兴学派，一方而延续了西方历史研究的传统脉络，另一方而又实现了对这种传统的理论创新。布罗代尔理论的核心是其“历史时间”范畴。本文欲对此进行剖析。 　　一、“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 　　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中写道:“重视主观方而并深入时间范畴内部的哲学家从不意识到历史时间的分量，而历史时间却是具体的、普遍存在的时间，是以同等身份周游列国和把相同栓桔强加各国的时间。”这种时间观揭示了“历史时间”与“哲学时间”的质底差异。 　　在一般意义上，19世纪的历史研究重心是“历史哲学”，因此，历史研究的“时间”概念也主要为“哲学时间”。近代最为知名的“哲学时间”观来自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如是描述时间范畴。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附属于物的客观规定，因而不是抽掉物的直观的一切主观条件仍然还会留存下来的东西。 时间不过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时间是所有一上帝通过区分光和暗来设定了“一天”这个概念，从而有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时间。在此意义上，时间对基督教徒来说就是具体而普遍存在的外在之物，是上帝建构起来，并赐予人的不变形式。也正是基于这个表述，这种“时间整体”就变成了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 　　然而，这里所说的“存在论”不是当代哲学中由“此在”或“我思”出发的个体存在论，而是基督教从上帝出发的“神学存在论”。在基督教的时间概念之下，既然时间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所以时间整体就定然赋有超越性的客观意义:上帝让人在时间中存在，并在时间终结的地方等候人类，以实行拯救或者审判。时间过程正是上帝对人加以试炼的形式，也是人获得最终拯救的唯一机会。人之获得拯救的根基，在于上帝赋予的这不可变更的、外在于人的、神圣的时间过程整体。这个时间过程的整体就是西方思想所设定的“历史”。由此可见，经基督教所道出的这种“历史”从一开始就不是人的随机活动的产物，而是外在于人，对人来说无可改变的神圣架构。从基督教发源的这种历史思想在近代经历了“去基督教化”过程就形成了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对基督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历史“总体性”的坚持之上，即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向着某种未来更好的生活状态进展的历程。这种历史的“总体性”也带来了历史解释的可能性，即无论每一人类个体抱着怎样不同的目标，经历怎样不同的生活，他们都共同存在于这个“总体的”历史过程之中。 　　从这个总体的过程出发，人的行为才能被解释，而这种解释就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实质内容。所以，历史研究是以人类相互联系的“总体性”框架为基础的。“总体性”历史框架与传统时间概念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因为每一个人类个体纷繁的选择性正是在一个同一并确定无疑的时间序列中加以综合才构成为一个“总体”。正因为有着外在于人类个体的传统时间系统，许多个体才可能“同时”行动，因而共同影响历史的进程。换言之，只有个体的行动可以依据“历史时间”这个外在的参照系统加以整合，才能发现群体、社会等超出个体特性的历史行动过程。事实上，正是外在的时间系统跨越了此在和他者的鸿沟，或者说，至少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将这两者纳入一个“总体性”之中。在此意义上，“历史时间”与当代“哲学时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追求本真性的方式:“哲学时间”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历险来寻找本真性，而“历史时间”则通过分析群体、社会层而的历史趋势来讨论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区别，造成了“总体性历史”与“此在的生存哲学”的根本性对立。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提出“历史时间”的必然}h}在于:虽然当代哲学通过批判传统时间概念而开拓出了全新的存在论视域下的时间范畴，但历史研究所应用的时间概念还必须是传统的形式。因为现代历史学研究的趋势越来越远离个人性事件(特别是帝王将相的个人性事件)的陈述，代之以讨论个体之上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这一体系性的社会存在正是建立在外在于人类个体的时间系统之上的，而正因为每一个体在共同的外在时间中活动，依靠客观时间系统的相互协调才出现了群体、结构等社会存在。所以，历史学家无法抛弃传统的时间观念，因为放弃外在于个体的固定时间系统，就等于否认历史研究的基本合理性。然而，当代哲学的“哲学时间”概念对于历史研究也并非毫无裨益，借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