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的研究.docVIP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的研究 　　包容性治理是近年来在推行“善治”理念、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大背景下出现的实践创新。尽管说，“包容”、“民主”和“效能”同为善治的题中之义，但人们对社会治理的包容性或者包容性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民主治理”与“有效治理”。为此，本文试图从学理上厘清包容性治理的内涵与价值，探讨包容性治理作为综合社会治理模式优化与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通过与传统社会管理的比较来界定包容性治理的边界。 　　一、包容性治理的理论源起与逻辑演进 　　1. 包容性治理的理论源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以全球化与风险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时代，而在工业社会时期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显现出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要求，于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追求。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民主”、“效能”与“包容”是衡量善治的三大核心标准[1]，其中，“民主”指社会治理应是以人民为本的、向人民负责的、公民可参与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可供公民随时监督的治理，即“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治理模式。“效能”指社会治理应是经济理性的、有效果的、有效率的、兼顾公平性的治理，即符合4E(economical，effective，efficient，equal)原则的治理。“包容”指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参与、影响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和决策过程，平等共享政策结果、治理收益和社会资源，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能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主体多元合作、起点机会公平、过程统筹兼顾、成果收益共享的治理模式。学界关于“民主治理”与“有效治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鲜有学者讨论社会治理的包容性或包容性治理，笔者认为，包容性恰恰是社会治理中最为核心的题中之义，包容性治理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关怀。而善治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共社会的最佳关系，公共社会新力量通过国家提供的政治参与的法理基础和制度空间，不断“激活”既有制度设计，从而有效参与治理，同时，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对新社会力量进行“吸纳”，达成有序治理[2]。善治实现过程中的“激活”与“吸纳”互动本身的前提就是包容性，其本质是通过政社合作、网络互动来实现良善的社会治理。 　　2. 包容性治理的逻辑演进历史地看，治理理论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社会运行的复杂性与优质资源的稀缺性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国家与市场均无法独立而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3]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再简单地诉诸于单一的国家集体计划或市场行动方案，而是试图寻求国家与市场之外第三条道路的做法去突破传统国家治理“统治模式”与“管理模式”，进入“服务-合作模式”的治理新时期[4]。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管理型的社会治理以“契约-控制-服从”和“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以“服务-信任-合作”为典型特征[5]。“事实上，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之上，它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6]这种寻求新问题解决方案的努力，使得“自治”与“合意”成份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直接促成了“治理社会”的来临。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治理呈现出由单一权威治理向多中心治理发展的趋势，公共权威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基础上，政府、社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和公民都成为多元治理主体的一部分。社会事务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形态，意味着社会治理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7]。可见，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治理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市场(私人部门)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组成的，它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以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社会公共事务共同治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服务为主导，以社区自治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以非营利组织为中介，动员公民积极参与的互动过程，从而达到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治理公共性、推进民主在公共治理中的实现。因此，建构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符合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变迁的规律要求。研究显示，包容性发展，在经历了“极化涓滴发展(Polarization Trickle-down Effect)”-“基础广泛的发展(Broad-based Deve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