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从理性到沟通.docVIP

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从理性到沟通 　　一、理性、沟通与语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马克斯·韦伯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 　　之所以在马列文论上有哈贝马斯的一席之地，乃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通过黑格尔的遗产来重新利用哲学的思维来审视马克思，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他的研究范围颇广，遍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美学、心理学和现象学-解释学。而为什么他在后期越来越关注语言学?为什么其研究论题发生了从社会理论到语言学的转折? 　　一般认为，哈氏思想的两个高峰分别表现在他的名著《知识与人类趣向》(1968，一译《认识与兴趣》)以及《沟通行动理论》(1981，一译《交往行动理论》)上。自《沟通行动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哈氏虽然仍旧保留着理性批判的观点，然而其整个主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那就是从知识理论转向沟通理论，从社会理论转向语言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他将人类生活的基本领域分为两个方面：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控制、操纵的世界，而生活世界则是以符号为媒介的沟通领域。哈氏注意到由于近代技术(工具)理性的发展，造成技术(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物质越来越压制精神，人类精神层面和心灵领域的沟通成为问题。他认为，理性除了技术(工具)理性外还应该包括沟通理性，人类的解放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有全面的理性。 　　在此，我们的第一个疑问似乎得到了一些答案： 既然生活世界是以符号为媒介的沟通领域，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媒介，那么沟通行动就以语言为媒介反映行动者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探讨沟通领域的问题就不能不关注语言。解释学大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说得好：“语言不仅是握在我们手中的一个客体，它更是传统的贮存器以及我们生存的媒介。”对伽达默尔而言，人类存在的基础是理解， 而人类进行互相沟通理解的媒介就是语言。这也就是哈贝马斯后来将其社会理论转向语言沟通的理由。哈氏这样找到了从理性(知识)到语言沟通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起源于人类在偶然的自然条件下自我保存的动机。人类的自我保存取向不能脱离由劳动、语言与权力所展现的文化条件，分别产生技术探究、实践与解放的知识，知识基本取向是以劳动、语言与权力为媒介的。 　　二、普遍语用学的建立 　　60 年代后期，哈贝马斯有一场著名的与解释学的论争，即“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论争”。在哈氏看来，解释学的反省是在语言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所以无法看清语言本身的欺骗性。哈贝马斯认为：“在来自实在的强制中，有政治社会的因素与由于权力体系的内在化而导致的心理压抑因素两种。”来自实在的强制扭曲了以语言为媒介的交际。这样一来，解释学所解释的是“被体系性地歪曲的交际”， 是不能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的。如何建立不被歪曲的、理想的交往? 对于充满批判精神和正义感的哈贝马斯来说，他关注的是正义的问题， 即政治性的思想如何形成的问题。他在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舍勒(Max Scheler)等人的言谈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指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两条道路之一。 　　哈氏在《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 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理解”(Verstaendigung)是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但理解的有效性是解释学所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普遍的解释的有效性， 直接取决于关于客观领域的陈述被‘客体’，即被有关的人应用于自身的情况。”“普遍解释的经验的准确性，……仅仅取决于研究者所进行的自我反思以及研究者和他的‘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哈氏认为任何的话语想要获得参与者间的有效理解，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说话者必须选择一个能够被理解的表达，如此，说者与听者之间才能相互理解。说话者必须具有沟通的意图，提出一个真实的命题，以便听者能共享说者的知识。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说者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进而使两者在已知的规范背景中达成一致的见解。也就是说，他必须选择可被理解的语言，陈述现存的事物状态，表达真诚的意向，并在社会规范的基础上适当地表达话语。理解、沟通和交往的顺利与否要靠以上几个方面的条件来加以检验，否则就会产生障碍。 　　哈氏曾举例说明缺乏任何一个要素都会产生理解和沟通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