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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营建格局探究 　　唐代幽州城(今北京)位于河朔三镇最北端，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唐代幽州是“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的时期。唐代桂州城(今广西桂林)亦是岭西(岭南西道，主要为今广西境内)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重镇。研究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格局有利于对比了解唐代南北方城市建设格局、特点。 　　一、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及其军事作用 　　唐代幽州“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蓟门纪乱》云:“史思明留骏马百余匹在其厩中……每日则于桑干河饮之。通儒将入，潜令康孝忠以数十人持兵诣饮处，驰取其马，闭于城南毗沙门神之院。”毗沙门神在古代北方为随军护法、乞胜利之神。唐幽州城内置毗沙门神寺，说明其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唐代幽州城也是唐廷在北方边境重要的屯兵城市。《旧唐书》称:“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足见其屯兵之盛。为便于屯兵和官署治理，唐代幽州城内建有子城。唐会昌六年(846)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云:“智泉寺……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这证明唐代幽州城内有子城。子城位于城之西南隅，依傍幽州城西、城南垣而建，为官署衙门所在，唐代幽州都督、范阳节度使的治所均在子城内。同时，子城又是城内主要的屯兵场所。唐贞观十八年(644)出兵高句丽，分水陆两路，陆路即以幽州为后方大本营，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唐中期，安禄山以幽州为基础，发动“安史之乱”，动摇唐朝根基。《读史方舆纪要》云:“唐之中叶，渔阳倡乱，藩镇之患，实与唐室相终始。” 　　唐代桂州，从整个唐朝版图看，“东控海岭，右扼蛮荒”，是扼湘桂走廊西南出入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顾氏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道:“乾符三年(875)黄巢自桂州出湘水，至湖南，遂为中原大祸。”强调了桂州对唐末中原大祸的引发作用，可见唐时桂州有较大的军事作用。桂州城亦是唐朝在岭西地区的重要屯兵城市。《旧唐书·王晙传》载:“景龙末(710)，(王晙)累转为桂州都督。桂州旧有屯兵，常运衡、永等州粮以馈之……奏罢屯兵及转运。”桂州本身的粮饷不足以屯兵之用，因而常用水路从湖南等地运粮补济，这说明其长期以来皆为屯兵之所，且屯兵人数很多。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即使在战事紧急时，唐廷也很重视留兵屯守桂州。另外，桂州也是岭西地区主要的发兵城市。较小规模的叛乱一般情况下仅靠从桂州所发之兵便可平定。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钧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即为此例。而当规模较大，需要多地区协从作战时，桂州也是岭西地区首选的发兵城市。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南诏攻邕州，唐廷敕“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其余城市则多按兵不动。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均是军事重镇，然而其营建格局上一些异同点对其军事作用的提升有重要影响。首先，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其城池营建选址均极适合屯兵。史载，唐虽多次与北方边国发生战乱，但幽州城多次逃过劫难，不仅展现了其城池防御能力，也增加了统治者在此屯兵的安全感。同样，桂州城的营建选址也使之得以避免成为西南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进攻的前沿城市，较好地避免城池因战乱而毁坏，从而保证其所驻兵士与所屯粮草的安全。唐中后期，南诏、吐蕃等南疆少数民族多次攻唐，但没有一次将战火直接烧到桂州城下。而与桂州一样同为岭西地区重镇，但位置较为偏南的邕州则有不一样的遭遇。唐末，邕州多次被南诏围攻洗劫，以致城市破败，满目疮痍，最后“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 　　可见，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这种营建选址上的共同点，促使两城成为南北重要的军事屯兵重镇。 　　其次，虽然两城皆为重要的军事屯兵城市，其子城皆为重要屯兵之所，但城池营建格局中子城所选位置差异较为明显。幽州城营建时，将子城建于城池西南隅;而桂州城营建时，将子城建于城池中央东面。这与两城在唐王朝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职能有关。一方面，幽州城相对唐都长安、洛阳偏东北，若将子城官署建于城西南，东北敌人入城时可起缓冲作用，还可为与唐都和南方中原沟通提供便利。而桂州城相对唐都偏西南，桂州城交通以城东南北纵横的河流为主，将子城建于城东，可方便出城沟通南北。另一方面，幽州城的军事职能，除屯兵外，还有战时集结兵马的作用。幽州地处唐朝东北，需向西南方才能集结兵马，故而将子城建在西南隅。桂州城军事职能则主要为屯兵和发兵，子城建于东面可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由上可得，唐幽州城与桂州城在唐代皆为重要的军事重镇，两城的城池营建格局中，子城位置虽有差别，但都适应各自地理位置和军事作用发挥的需求，对两城军事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