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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及其转变分析 　　学界有关 “安史之乱”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对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的探讨。对于 “安史之乱”期间唐廷处理降贼官吏①的政策尚未专文论述。本文主要围绕至德至宝应年间( 756-762) 唐廷颁布的相关诏书讨论这一问题。《唐律疏议·名例律》“十恶”条载: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疏】议曰: ……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三曰谋叛。谓谋背国从伪。【疏】议曰: 有人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即如莒牟夷以牟娄来奔，公山弗扰以费叛之类。投降叛军意味着谋反和谋叛，依照唐律，是属于 “十恶”的严重罪行。《唐律疏议·贼盗律》“谋反大逆”条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而且 “十恶”属于 “常赦不免，决不待时”的罪行。《断狱律》 “赦前断罪不当条”: “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者，谓虽会赦，犹处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及移乡者。”因此按照唐律，唐朝官吏投降叛军有可能被处死。我们关注的是唐廷在 “安史之乱”期间是如何处理降贼官吏的? 不同时期是否有所变化? 　　一、长安陷落至收复长安之前 　　可以说从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那一刻起，如何处理投降叛军的官吏，就成为摆在唐朝政府面前的一个政治难题。 《资治通鉴》载: “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 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 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 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 ”十二月玄宗的《亲征安禄山诏》云: “今遂窃我干戈，欺我将士，妄宣密旨，假托妖言。人畏凶威，苟从逼胁，称兵向阙，杀掠无辜。此而可原，孰不可忍?”表明唐廷知晓安禄山假托密旨胁迫诸将谋反之事，于是在诏书中有意的将安禄山与其麾下诸将区别开来，但并未涉及处理他们的方法。 　　随着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玄宗幸蜀，安禄山称帝于洛阳。唐廷面临空前的危机，有覆灭的危险。太子李亨初到灵武时，朝廷草创，兵力不足。当时 “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至德元载 ( 756) 七月，李亨自立于灵武，是为肃宗，随即颁布诏书实行大赦并首次提出对于降贼官吏的政策: 　　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其逆贼李林甫、王 、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百姓官吏，能率亲属，去逆归顺者，有官加其优奖，斩得 逆 贼 父 子，不 问 首 从，当 锡 茅 土，别 有褒崇。 　　从赦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面对严峻的形势，肃宗对于降贼官吏的政策可谓宽大: 并不区分地域，不分文武，只要他们去逆归顺或斩得逆贼，非但不会问罪还会有褒奖。这对于孤立叛军，争取广大降贼官吏的支持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无独有偶，到达蜀郡的玄宗于八月癸未朔，颁布大赦: 　　其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自中兴已来，有破家者，一切与雪，流人一切放还。左降官各还旧资，内外文武官，节级赐阶爵。安禄山胁从官，有能改过自新，背逆归顺，并原其罪，优与官赏。 　　赦文强调 “安禄山胁从官”只要改过自新，背逆归顺，朝廷就赦免他们的罪行，还会给予赏赐。结合前引玄宗的 《亲征安禄山诏》中的 “今遂窃我干戈，欺我将士……人畏凶威，苟从逼胁”，我们推测所谓 “安禄山胁从官”实应包含安禄山以下文武官员且并无地域限制。玄宗肃宗父子虽然矛盾重重，但是此时对待降贼官吏的态度上却非常一致。这也反映出两京陷落后，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唐廷是非常不利，以至于玄、肃二帝都选择含垢忍辱。肃宗的即位赦文传播较为广泛，且此种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资治通鉴》卷 218 “肃宗至德元载”: 　　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殉国之心益坚矣。 　　颜杲卿在河北起事，得到河北诸郡响应。 《资治通鉴》卷 217 “玄宗天宝十四载”: “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 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虽然此后颜杲卿兵败被杀，可是河北许多郡仍忠于唐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郡之中，有的曾经在安禄山起兵之初由于猝不及防，投降过叛军。以至于当时玄宗感叹: “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 ”颜真卿将赦书颁下河北诸郡，唐廷不追究他们的罪责，无疑给这些郡的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殉国之心益坚矣”并非虚词。又如 “( 至德元载七月) 己卯，京兆尹崔光远、长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