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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构建的蓝图 　　诚然，今天来解读 《埃塞克斯决议》，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如果从宪法学和宪政史的角度，可以从中找出许多重要的宪政原则和宪法条文; 如果从民主理论的角度，则能从中看到关于人民主权、选举权限制、任职资格、回应民意等方面的深入讨论。本文尝试运用国家理论来解读《决议》，以阐释其中所包含的国家理念和政体方案。通过这种解读，也许有助于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美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决议》所包含的国家理念，与当时通行的政治文化潮流是吻合的，它所依据的原则仍保持着革命初期的激进性。《决议》猛烈抨击 1778 年宪法草案，称其不仅与人类的自然权利不符，而且与原始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和自由共和政府的各项原则均不一致。它要求以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为基础来构建一种 “自由的共和制”。这种体制的国家须具备三个特征: 第一是开放性，即国家的权力不由自我授权的少数人所垄断，而基于一定形式的公共参与 (代表制和自由的选举) 来运转; 第二是权力有限，即非但不能强化国家的能力，反而要防止国家掌握过多、过大的权力，避免权力的集中和滥用; 第三是中立性，即国家须包容和保护多元利益，而不能偏袒或倒向某个阶层。这里鲜明地反映了革命一代在建立新国家时的复杂心态和多重考虑: 既要迫切地建立稳定的常规政府，又担心政府集权和压迫民众; 既要落实多数统治的原则，又要避免多数人压迫少数人。 　　从总体上说，这样一种国家构建的思路，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优先、限制政府权力以保护人民权利的政治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决议》对国家起源的理解更接近洛克的《政府论》，而与霍布斯的理论有明显的不同。《决议》采用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权力的起源，指出，“人类的理性和理解力以及各个时代的经验”证明，个人从 “自由的政府”得到的好处，要多于他在保留所有自然权利的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裨益，因而前者更有利于他获得幸福。这里暗含了帕森斯所代表的社会富裕阶层对权威和秩序的重视，他们强调政府优于前国家的 “自然状态”，申述政府对于人们获得幸福的重要性，倡导 “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必要的服从”。不过，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里提到的政府，不是一般的政府，而是具有某种特定属性的政府，即 “自由的政府”;第二，“自由的政府”并不只是对 “自然状态”的邪恶和恐怖的匡正，而是为了对自然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决议》顺着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指出，国家的目标是 “公共福祉”，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其中写道: “每一个体出让对其可转让的自然权利的控制权，也仅只是为了满足全体的福祉的要求。因此，最高权力在服务于全体的福祉之外，就什么也不能做; 一旦它越出这一界线，就变成了篡夺得来的权力。”显然，这里的“全体”包括占社会多数的普通民众，而不仅是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固然谈不上原创性，但作为一个立宪方案的理论前提，却具有不能忽视的意义。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决议》以人民主权原则来界定国家的合法性。《决议》写道: “当人们自己组成社会、建立政治实体或国家 (a body politic or State) 的时候，应将他们视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最高的权力是由每一个体自愿交出来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构成的。”这段话的理论底蕴仍然是社会契约论，但其中有一个值得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把建立国家的 “人民”定义为 “道德的整体”。这无异于指明 “人民”只是一个观念的构造物，而不能等同于任何实际存在的人群; 实际存在的人群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整体，而构成一个有着多种差异的政治社会。对 “人民”的这种界定，一方面可以接引革命初期的激进观念，把人民置于政治社会的最高地位; 另一方面又能为精英政治留下逻辑的空间。《决议》谈到，一个人或少数人不可能具有政治的诚实，也不可能尊重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每个人的权利，而这些正是 “良好而自由的宪法”的根本所在; 这些目的只有通过人民全体才能实现。不过，虽然“人民的声音被说成是上帝的声音”，但全体人民受条件限制不能直接立法，因而在制定宪法时，必须从人民大众以外来寻找 “智慧、坚定、连贯和坚忍不拔”的品质，而这些品质通常存在于那些 “受过教育和拥有财富的人”中间。《决议》写道: “在那些兼具教育、财富和闲暇的绅士当中，我们能找到数量更大的拥有智慧、学识和坚定不移的品质的人。而在人民大众中，我们可以找到最多的政治诚实、正直和对全体利益的尊重，而他们在全体中构成多数”; 最好的方式是在立法机构中将两者结合起来，“前者是来自贵族制的优点; 后者则来自民主制”。这段话的旨趣与约翰·温斯洛普的 “混合的贵族制”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强调单纯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不足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最好的政体应具有混合性，应把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结合起来;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