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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思想;其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不仅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科学精神，也突显了二者之间高度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尺就是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构成的完整系统，它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各个领域治理要依法进行，法治化也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本质上体现为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国家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体现。所以，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基本的内容底蕴和价值追求。对于国家治理，尽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但究其本质，国家治理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来治理国家。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权力的配置、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权力的监督等环节构成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构建一个权责明确、分工协调、运行规范、高效灵活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也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的法治化。 　　一、权力运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基本指征，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步入到制度化、理性化的新阶段。治理理论是当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应对社会变革和政府革新的理论指导思想。从理论渊源上来说，治理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治理(governance)最早源于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一词，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当代语意的治理概念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的报告中对非洲治理危机的分析。此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治理理论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统治和管理不同，治理强调基于社会力量发育基础上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合作和协调，强调去中心化、去国家化、去政府化。例如，当代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在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显然，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的语境。具体到中国的实际，作为最大的后发展国家，有效的治理显然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对国家进行依法有效管理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也就表现为“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执政党和政府发挥核心和关键作用，治理既包含统治和管理，也包含有国际通行的多种治理力量共同参与的含义。 　　“现代国家建设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多个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治理结构组成，其中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再造，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界定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以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和谐有序。既然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那么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当中，国家权力就是国家治理体系权力结构的核心，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效率就有赖于国家权力的高效有序运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现代化。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有组织的强制性力量，它总是与特定的国家暴力和国家制度密切相连，对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权力在具有巨大正能量的同时，也具有相应的负能量，必须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制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全能主义特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导致社会活力不足。尽管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针对这一顽疾采取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措施，以制度约束权力的机制也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并未完全拔除，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还是大量存在。因此，实现国家权力运行的现代化就是要把国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实现依法执政、依法配权、依法用权、依法控权，使国家权力受到法治的规制，说到底也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就是国家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