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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观照下花间词的美学特质 　　1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花间词的研究著述良多，其中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女士的研究尤为独树一帜。作为我国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兼具中西方文论修养，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著名学者，叶嘉莹凭借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熟练掌握，将西方文论运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当中，既避免了西方文论在理论上有时过求苛细的弊病，也保留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论对诗词的深切体悟，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为古典诗词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路径。 　　叶嘉莹运用女性主义对花间词的解读主要体现在词学中之困惑与lt;花间gt;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文中。叶嘉莹指出:“一般说来，无论中西的历史文化，在过去都曾被控制在男性中心的意识之下，因此当女性意识觉醒以来，遂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对世界上各种社会经验及文化传统都造成了强烈的震撼。我个人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工作者，遂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对于中国小词中之女性特质，以及此种特质在词学中所引起的许多困惑的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体认和想法。 　　2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的文评家习惯于将诗词中所有关于女性的叙写棍为一谈，但事实上这些不同的文类中，虽然都有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他们的美学特质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叶嘉莹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探讨和论述，分析了花间词中的女性叙写与词的美学特质之形成的关系。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李妊丽·费德勒(Leslie Fie 　　第一部分是“传统妇女形象”，在这一部分中，佛格森将女性分为五种类型:妻子、母亲、偶像、性对象、没有男人的女性。这五种类型都是作为男性的配属而出现的，是早期文学作品中固定的类型。 　　第二部分是“转型中的女性”，这一类女性形象在努力摆脱旧有类型的限制，试图表现真正的女性的自我，写出女性的真实体验，女性意识开始觉醒。 　　第三部分提出了女性的“自我形象”，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有不少女性的日记和书信曾经被发现和整理出来，只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叶嘉莹运用这些论述，对中国诗词中的女性形象的身份性质加以反思，并借此分析了花间词中的女性叙写与词的美学特质之形成的关系。 　　叶嘉莹认为，从峙经妍始，中国文学史就有了对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不同时代不同体式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身份性质及叙写口吻是大不一样的。中所叙写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有着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女性形象则大多是以喻托口吻叙写的;南朝乐府之吴歌及西曲中的女性大多是恋爱中的女性，以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的口吻写出;齐梁宫体诗则多以咏物的口吻描画男子眼中的女性;唐代宫怨诗和闺怨诗所叙写的多以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的口吻写出的现实中具有明确伦理身份的女性。 　　将词中所写的女性形象与以上各文类中不同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就会发现词中所写的女性是一种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姚间集)}所写的女性形象，虽为现实之女性，但却包含了可以使人产生非现实想象的潜在的象喻性。 　　3花间词中的女性语言 　　关于女性语言的特色，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特丽·莫依指出一般人的看法:男性代表的是理性、秩序和明晰，而女性代表的则是非理性、棍乱和破碎。莫依认为我们应该停比这种把逻辑性、观念性和理性认为是男性的分类法。 　　卡洛琳·贝克在把黎的报告文中指出法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去发掘和使用一种适当的女性语言。法国女性主义文评家安妮·李赖荷在其性的言说)}-文中试图写出自己的语言，而不是被限制在男性意识的界限之中。“在分析女性文学传统时，女性主义者着重研究女性文本之间的多重指意系统，而不是袭用父权制的美学标准，或仅仅用女作家代替男作家的简单方式，旨在构筑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一种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的新模式。 　　叶嘉莹认为，“如果从西方女性文论中所提出的书写语言带有男性的意识形态的一点来看，则中国传统言志之诗与载道之文等作品，当然便该毫无疑问的都是属于所谓男性的语言。” 　　朱自清也指出，从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仕，出仕之前的隐居、应试、落第等等，出仕以后的恩遇、贬滴，乃至爱国、爱民、思林栖、思归口等，都是常见的诗的题目。这种以“仕隐”与“行道”为主题的作品当然是一种男性的语言。直至花间词的出现，打破了过去“载道”与“言志”的文学传统，往往以女子之口吻心态来叙写伤春怨别之情，因此是一种女性语言。 　　由于花间词是在贵族文人的歌筵酒席上创作和演唱的，它一般先由文人依调填词，然后交给乐工歌妓们去伴奏演唱。晚唐以来，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士大夫们欣赏发自“莺吭燕舌”的女音，文人填词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