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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与记忆的探索 　　一、历史与记忆的研究 　　历史记忆的观念已然成为一种图腾:它在公共认同和专业研究中都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对学者而言，它现在支配着阐释、叙述和解释等问题，历史学科中或许没有哪个术语与之相似。学术界对记忆本身的兴趣由来已久。在11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日渐积累的思想上的各种影响使记忆成为理解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观念。在那些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中，有心理分析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哲学家(如亨利·伯格森)和作家(如马塞尔·普鲁斯特)。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将记忆视为个体大脑的机能。而像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这样杰出的艺术史家则利用社会记忆(soziales Gedachtnis)的观念去解释古代的各种象征如何在不同艺术作品、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中流动。对记忆感兴趣的人还有社会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埃米尔·涂尔干和莫里斯·哈布瓦赫。 　　哈布瓦赫是第一位系统使用记忆概念的学者，其贡献是出版的奠基性著作《沦集体记忆》中确立了社会群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作为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以涂尔干式的风格沦证说，即便是最具个人特性的记忆也是由社会中的各种意象和范畴决定的，并与社会结构相关联。他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侮一种记忆都由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定社会群体所承载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密关系最初由法国学者建立，尤以哈布瓦赫与马克·布洛赫最为著名，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开启了对记忆和心态的现代研究。作为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之父，吕西安·费弗尔和布洛赫侣导一种新史学，它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和国王的政治史，探究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它的“心态工具”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即便在历史学科通过赋护社会史和经济史以中心地位而变得更加多样化之际，记忆这一观念在其中也没能发挥重要作用。哈布瓦赫的观念在更广阔的思想界中亦无人问津。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整个8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再次将历史与记忆联系起来的是皮埃尔.诺拉，他是年鉴学派晚近一代的一员，对该学派的传统和新趋向都有着清醒的认识。1178年，诺拉在《新史学》一书中概括了新史学的观念③。随后出现的便是他那颇具权威性的研究计划《记忆的场所》-一套七卷本的致力于探讨法国国家记忆的丛书，出版于1J84年至1JJ2年间，成为当前记忆研究的起点④。他的文章《历史与记忆之间》则成为这一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的宣言。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特定环境中的历史记忆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一种颇具规模的现象。诺拉的研究计划反映了更广泛的专业兴趣，记忆研究的范围、数量和复杂程度则是惊人的。在1J86年、1J88年和1JJ2年，雅克·勒高夫的《历史与记忆》一书分别出版了意大利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 　　勒高夫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杰出的年鉴派学者，因此年鉴派同记忆与历史这一主题间的联系值得我们再次关注。与此同时，在海德堡大学与埃及学研究所的学者一起工作的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 　　但是，与对记忆的专业兴趣相关却又不依赖其存在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趋势同样发挥着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屠杀”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屠杀即已成为欧洲现代历史上一个象征事件，或许是唯一的象征事件。关于第三帝国及火绝犹太人的历史和记忆，公众和学者都会定期展开突然性的争沦。比如，1J85年就罗纳德·里根总统造访一处埋葬有党卫军士兵的公墓而发生的比特堡争沦(the liitburg Controversy)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曾作为德意志国防军士兵所扮演的角色而展开的沦战，以及就第三帝国及大屠杀的独特性而进行的“历史学家的争沦”lt; Historikerstr}itgt;O。就方法、话题和公众的注意力而言，对“大屠杀”再现的研究推动并激发了整个记忆研究。 　　二、历史记忆与当代西方文化政治 　　记忆的观念之所以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文化史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占支配性地位的方法，与此同时，一个传播开来的被称作“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史的方式至关重要。在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大屠杀纪念之间，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我认为，对记忆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这门学科对大屠杀断裂状态的一个回应。学界对表现过去(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记忆 }})的痴迷和关注，是由一种日渐增长的危机意识所决定的，这种危机意识源于火绝犹太人所引起的(历史)表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学转向与后结构主义都是对大屠杀所作出的思想和哲学上的回应，它们试图解释历史的断裂，并将它们自身也旱现为一种西方哲学和传统中的断裂。在历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