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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镜像中的文化歧视探析 　　一、好莱坞电影拿中国说事 　　文化对垒是冷战后一个引以为注意的特征，这个以文化为利器在新形势下的较量，是以国与国间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引起的。波兰著名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所导致文化上的冲突难免，这场斗争的结果体现在影像中是对事实不顾而毁灭异族的文化价值观为代价。”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历史早有记载，在鲁迅先生所撰写的文章里，他警告世人要看清“帝国主义对华文化占领的真实面目”。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传播自从以电影为利器以来，该国所发生的排华事件和对亚洲等国家的文化歧视不计其数。尤其是在电影中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错判，导致华人电影很难问津奥斯卡奖这一奖项。20世纪中叶，美籍华人黄宗霑的《玫瑰纹身》登高一呼，拉开了进军好莱坞的序幕，他是第一个取得奥斯卡大奖的华人，可是黄宗霑”在影片中所崇尚的中国文化和武林精神，一直被当地政府视为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调查和纠纷不断，黄先生在警察局和电影棚的交叉线路上走完了他的人生。上个世纪70年代，李小龙在浓云密布的好莱坞业场杀出一条华人文化之路，他的《龙争虎斗》全球总票房达2.3亿美元，这为拉动美国票房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小龙银幕上的形象为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晓勇之士，是一个典型的正面形象，可在美国人电影镜像中的则不然，好莱坞一些穿帮镜头中的“社会黑帮”、“码头炮哥”、“地痞流氓”等统统打扮酷似当年李小龙的装束-一件中国式坎肩，腿上为黑色灯笼裤，脚蹬一双中国布鞋，二目圆睁，凶光逼人……哈佛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道出文化“异端”的危害和提出防范的建议，他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在内的儒学文化圈看作难于理喻的文化带，叫政府要消减这些文化的影响力，建立美国文化安全体系，这为奥斯卡评委抵制中国电影入驻好莱坞找到了理论根据。 　　被制片人马克·白尔斯搬上银幕的《刮痧》，是由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圣路易斯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影片里中医治病的理念与西医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再次在美国掀起波澜，使这一电影的票房成绩不佳。在奥斯卡影像里，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究竟会在哪些地方发生冲突?究其根源应该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中人的思想的含蓄和内敛，体现在说话的方式上和行为上的“隐喻”，这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有关。中国哲学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以阴阳和五行学说为基点，讲究事态平和与为人的中庸，显现在电影中对人物情感的表露、爱欲的表现不是那么直白和显露。美国文化倚重西方哲学，以直露和明了为准，所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被奥斯卡奖项拒之门外，陈凯歌的《无极》、《霸王别姬》在评委眼中至多不过是江湖侠盗上的一些哥们义气。排除那些隐形的电影评价体系，好莱坞镜像中的华人形象也值得让大家警觉。狠琐、奸诈、下流、愚昧、落后的银幕形象已经成为一种中国人“角色”的固有模式。那些身着中式服装、头顶瓜皮帽、手里还拿根烟枪的男人，女人的裹脚，清朝男人的长辫子，时常出现在美国导演最“爆料”的镜头中，成为一种“颜色”取悦观众。电影《凋零的花朵》由威廉·博丁导演，该影片展现了浓雾笼罩的伦敦风情、深邃暖昧的小巷灯光和中国文化的东方味道。影片努力刻画出东方男人的病态、压抑和性无能等，用意在于衬托出美国白人的雄奇高大，那种充满男性霍尔蒙的“英雄”，能够撩拨起女性欲望的银幕角色。在美国，辱华电影连续不断，直到二战时期，中国成为美国的同盟国，辱华影片才略有减少。但是，那种病态的“东亚病夫”转而成为肌肉发达，喜欢惹事的、出手不凡的武林侠客。好莱坞片中的社会黑帮、保安、打手和地痞流氓时常由东方人来扮演，这些不是白人的亚裔演员，虽然没有在电影里清晰地道明是中国人，但就凭借房间放置的文房四宝、古玩之类的道具，能够使观众联想到中国。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对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联盟极端仇视，美国影评资深人士约翰贝尔顿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道出对红色政权心里的恐惧感，“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一张铁幕穿过整个大洲降落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一些民族进行“帷幕”禁锢，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开始在战后远东的政治图景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朝鲜、中国和印度。美国导演执导的《上海快车》是对中国地下党人肆意歪曲的一部影片，该影片的上演，加深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美国观众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和恐惧。《上海快车》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故事，该影片大部分的演员来自香港，“港气十足”的港仔通常头戴圆盘礼帽，身着白色对肩、黑色灯笼裤，眼神看人不像内陆人那样专注，走路的样子有点外八字步，这种油滑透顶的港仔，根本不是中国上海人的形象。另则，从故事的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