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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代后期行州行县问题考论 　　纵观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常态化的州县置废呈现出初置、复置、罢废、并省、旋置旋废、建置后长期延续等几种基本相貌。与此相应，还有“权置”与“权废”的临时措置。权置故州县，史称行州行县。此外，还存在权置新州县与权废州县的情况，与行州行县问题紧密相关。权置州县由来己久，并非唐代后期所独有。“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至于唐末“咸通中，考功郎中王本立奏再置(河清县)，复隶河南府。大顺元年(890)因干戈毁坏，移在柏崖隙地权置”。故知有唐一代权置州县多与战争有关，原有正州县因战乱等原因陷入敌境，朝廷又在其附近权置州县者，即为行州行县。 　　唐代后期的行州行县，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与唐代前期有所不同。通过对《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州县改置》等地志材料与其他相关史料的梳理与比勘，可以基本展现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整体状况。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行州行县集中出现在两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即应对外族的边境与讨伐叛藩的前线，前者主要分布在关内、山南西道、剑南等与吐蕃作战地区以及岭南等与山洞蛮接壤地区;后者主要设置于宪宗征讨淮西与淄青期间。行州行县既为战时临时形态，则多出现反复徙治的现象，且多在战后予以罢废，或与故州县重新合一。因此，本文围绕唐代后期行州行县展开讨论，通过动态考察其分布区域、设置因由与存续时间，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探讨行州行县与正州县之间有关地方行政建制常规性与特殊}h}的深层关系等问题。 　　一、“陷入蕃界”:以边境地区所设行 　　原州、行渭州为例 　　安史之乱改变了唐蕃之间的边防形势，吐蕃乘机入侵，使唐廷必须同时应对内乱与外敌的双重困扰，正可谓陈寅烙先生所论“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及撞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囊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39;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关于唐蕃战争的详情，传世文献及今人论著载之甚详，无须赘述。在此仅对边界进退过程中的行州行县问题进行梳理，并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行原州、行渭州与行潘原县最为典型。 吐蕃对唐最大规模的进犯发生在代宗朝。宝应元年(762)四月，代宗即位。同年八月，浙东袁晃起义，朝廷在重兵防御西北的同时，又要抽调兵力前往东南。吐蕃接连攻占河西、陇右之大部，且兵锋并未比息，而是继续入侵关中，直指长安。广德元年(763 )，原州(辖平高、百泉、平凉三县，治平高)、渭州相继陷落;同年九月，径州又陷，潘原县亦入蕃境。其后，吐蕃再破那州，直入奉天，代宗幸陕，直至十五日后吐蕃退去，朝廷方才得以返京。 　　吐蕃退出长安后，并未沿进犯道路向京西北折返，而是直接西取凤翔，由于受到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的拒守以及镇西节度使马磷的力战而向凤翔西北退却，“屯原、会、成、渭间”。此后，此四州之地便长期成为吐蕃与唐朝盟誓的边界地带，吐蕃亦据此反复入寇关中，为害颇深。正是因为吐蕃占据原、渭一带，威胁关中，所以朝廷于大历三年(768)十二月“以蕃寇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移马磷镇径州，仍为径原节度使”。径州直而原州，此后的唐蕃边境线便长期在径州与原州之间伸缩进退。据地志材料，径州保定县于广德元年(763)没吐蕃，大历三年(768)复置，正与唐蕃进退拉锯战的形势相契合。马磷对蕃作战向以勇猛著称，镇径州后，关中之地多有收复，保定县亦在其中;最后迫使吐蕃从径州退至原州，其功至伟。在收复并复置径州保定县的同时，马磷又“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百里城位于径州南部，靠近凤翔，远离故原州。 　　由于故原州失陷，径原节度使寄治径州，大历八年(773),吐蕃再入那宁，“朝议以为三辅己西，无襟带之固，而径州散地，不足为守”，独元载以为“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壕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翟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己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径，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元载进言的目的是要恢复原州，使其不再受吐蕃侵扰。且其上奏之前曾“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备插之器皆具”，当有一定的根据。由于田神功极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