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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在五四前的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使得《东方杂志》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中都是保守派的代表，例如陈崧在《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文选·序》中说：以“一种似乎学通东西，而且又公允持平的姿态”，“否认固有文明有实行根本改造之必要，并把传统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糟粕，如‘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类都作为中国的国粹保存下来。以这种姿态树起卫道旗帜，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代表，就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1]很显然，在这场论争发生了70年之后，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仍然被有些人看作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总是以割裂的、片面的、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东方杂志》。其实，1920年改版后的《东方杂志》不仅驶上了新文化的快车道，而且在探讨新文化的性质、内涵、建设方案等方面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它由新文化运动的对手变成盟友，以开放的姿态接受新思想、新文学，以切实的行动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和扎实推进者。在我看来，其作用和价值，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后的《新青年》杂志，而这一点常常不被人所知或有意被忽视。本文就试图探讨这些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一、辨析新文化的内容及其性质 　　“新文化运动”一词是由陈独秀最先提出的，最早出现在1919年《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在本期的《随感录》中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如《随感录七一·调和论与旧道德》中，作者指出了社会上两种很流行的新旧调和论调之后，说：“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2]。《随感录七二·留学生》中，谈到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说：“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都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3]。这里频繁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说明在五四运动胜利之后，陈独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所领导的这场思想运动命名了，并通过考察社会上各种思潮以__及社会力量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来建构属于新文化运动的逻辑体系和历史叙述。 　　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4]为题发表演说。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很自豪地宣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可见“新文化运动”一词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至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陈氏认为应包括“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文章还提到新文化运动应当注意的三件事：“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这篇文章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做了阐释，显示出陈独秀已经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叙述体系进行建构。至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展开新文化运动，陈氏则没有涉及。陈氏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也得到了孙中山的响应。他在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使用了“新文化运动”一词。 　　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的命名不同，胡适等一些人更愿意称之为“新思潮运动”。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首先批评了报纸上几篇解释新思潮性质的文章，“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看来“新思潮”的说法并非胡适首创，而是沿用了他人的说法。对于陈独秀所说的“科学”和“民主”的解释，胡适认为，“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他在文章的最后概括说：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绍介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 　　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 　　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 是再造文明![5] 　　胡适的这篇文章算是对于“新思潮运动”的一个较为权威的阐述，涉及到了新思潮的精神、手段、将来趋势、对于旧文化的态度以及最终目的。与陈独秀的文章相比，胡氏的思考要精细得多，明确得多。后来“新思潮”的说法被“新文化运动”一词所取代①，胡适的这篇文章也自然地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权威叙述了。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陈独秀曾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到包括“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且对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