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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探讨 　　一、我国网络言论自由规制的立法现状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公民发表言论开辟了一条空前便捷、自由的途径，催生了与现实空间并存的网络空间这一崭新的领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紧密相连，却性质有异，其独特的表达载体和全新的表达空间造就了网络言论自由。我国宪法明确保护言论自由，《宪法》第35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目前我国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20 余部。我国各级政府也都开始重视网络言论，并采取一些措施予以保护。2001 年成立的中国互联网协会也一直致力于推进行业自律。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来，虽然我们出台了不少规定，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对于网络言论的规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 　　( 一) 立法层次较低，难以代表广泛的民意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应由法律作出规定，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的层次普遍很低。法律位阶稍高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然而《决定》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只是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后两者也只有部分条款作了相关规定。网络立法大部分是以法规、特别是行政规章的形式存在。而有权就互联网问题发布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更是多之又多，这些文件中对网络言论作出规定的也不在少数。从而，除了前述三部法律，关于网络言论相关的规范基本都是各种“规定”、“暂行规定”、“办法”、“工作细则”直到“意见”、“通知”等。上述低层次的立法和各种规范性文件，普遍没有经过公众的参与和讨论就制定出来，难以代表广泛的民意，时常表现出以管理为出发点限制言论自由的倾向、滋生为部门利益服务的弊病，质量难以保证，相互之间内容重复、甚至冲突的现象不在少数。比如，我国还没有颁布《举报法》，尽管199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 1996 年中纪委监察部发布了《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但对于谁来保护、如何保护、用什么措施来保障保护没有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实际意义上举报保护的法律缺失。 　　二、我国网络言论自由规制的立法建议 　　互联网冲击着政府集中等级的权力结构，使组织结构走向扁平化，避免了民意信息因层层过滤而失真;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可以促进公民与政府、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 网络言论自由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从而我们要从法律的高度予以落实和保护。当然，“因为表达行为往往超越了思想和良心的范畴，是一种将内心的精神作用或者结果公诸于外部的活动，所以存在与他人的自由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发生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为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界限”。 从而，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也必然是对其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 一) 完善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富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民众无法以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为由提起宪法诉讼。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下位法的规定及其贯彻实施来落实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特点以及当前的立法现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主要方面予以完善相关立法: 　　1. 提高立法层次和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当前我国规范互联网的多是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立法效力等级低的局面需要改变。网络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其限制要通过法律，先制定法律，然后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法律制定实施细则，不能直接越过法律，由行政部门直接自造规章。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制定相关立法时，必须要从宪法言论自由保护的高度出发，在立法目的上，体现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也是法治国家在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立法时普遍采取的立场，而且各国在立法过程中普遍重视立法的民主性。例如德国于1997 年7 月制定通过了《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 又称多元媒体法) ，这是一部综合性法律，旨在为互联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规范基础。考虑到网络技术的发展，“该法只是德国政府对于网路之应用所为之初步规范”。然而，德国政府早在1989 年就由联邦内阁通过“资讯技术之未来纲领”，对于资讯社会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加以研究。随后，更配合欧盟与国际发展，对于资讯社会的建立积极进行多项研究、评估与法规制定工作，并将资讯社会的形成以及相关法规环境的建立当成最重要工作之一。1995 年3 月德国于联邦总理府下设“研究、技术与改革咨询委员会”，以“资讯社会”为主题，广邀产官学代表进行研究，并于同年5 月设置三个工作小组，其中“法规环境”组即负责建立资讯社会所需要法规环境的研究，先后形成两份重要研究报告，其中还汇集了国内各种社会团体意见。随后联邦政府在此基础上于1996 年12 月11 日通过“资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