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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建都论战的重新审视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伊始就受到时人的非议，加上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南京的国都地位备受质疑。因此，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初步研究。本文试图围绕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主要城市的优劣分析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深人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思想意义。 　　一、理想首都的基本要素 　　建都的理想条件是论战的核心话题。由于理论根据与研究方法不同，各方所得出的建都理论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形成了四个焦点问题:安全论与要塞论的对立;沿海论与内地论的对立;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工业化中心论与东南富源论的对立。在这四组对立关系中，工业化中心论往往与北方论协调一致;东南富源论与南方论互为表里;安全论与内地论常常能相互协调，而要塞论与沿海论则存在更多共鸣。南方论与北方论则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人文地理格局。 　　第一，国防安全论。1936年版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但南京在抗战开始五个月后即告沦陷。南京迅速陷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遭到多方质疑，人们对南京的首都地位是否适宜重加讨论。国人痛感南京在国防上的脆弱性，到1941年下半年已出现不少迁都的意见。李旭旦指出，“最近数月来(1941年12月)，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大都主张迁弃，或言武汉，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至有言长春者，而很少人提起还都南京的话，一若南京已经注定是被迁弃的了。 　　人们对南京的质疑首先表现在对它国防地位的质疑上。王维屏1941年在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讲到应“于国防安全地带建都”，提出战后建都武汉。他认为，在海军尚未建立，海洋安全无法保证时，中国应放弃滨海的南京，迁都武汉，国防安全更有保证。无独有偶，同一时间张君俊也表达了同样看法:“既无海军，我们就不配建都海滨”。龚德柏比张氏走的更远，他认为武汉为万吨巨舰所能直达，易受国际海军之威胁，西安较武汉为优，提议将国都迁到深居内陆的西安。 　　再者，建都论战中，人们还对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做出推测。一时间，战后中国的国防漏洞在北不在南，成为知识界的广泛共识。1943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美英苏是我们的朋友，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且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战后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建在北方。傅斯年、双寅、高节文、吴景敖、洪意、胡秋原等知名学者也提出了与《大公报》相同的见解，不一而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来有天子守边关的历史传统，首都宜近边而不可远边。在部分人看来，北方是国防中心，南京并非国防要冲，偏安一隅，作为首都显然是不适合的。而这也正是建都论战发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东南富源论。随着建都论战的深人，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重新评估。各种建都理论应运而生。各派建都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国家发展蓝图也日渐清晰，远远超过了论战之初紧扣南京国防安全的讨论范围。 　　力主建都西安的丘良任把论战主题从国防安全拉到对经济中心的争论上。丘氏1943年9月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建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地理几何中心论的择都观点。丘氏认为:一国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国土中心，对于内政的统一，维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国，如法、德、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当全国的中心。莫斯科在欧俄部分，也居中心。……中国几何中心为甘肃凉州，将来收复台湾，则西安适当全国的中心。战后复员问题，以及内政的整理，工业的建设，皆需通盘筹划，因势建置。但是，丘良任地理几何中心说遭到了地理学家陈尔寿的回击，他在《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一文中列举了人口、农户、耕地、田赋等十六项数据，借以说明“地理中心与几何中心难以合一”，认为距离我国人文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为武汉，并非西安。陈氏人文地理中心学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建都论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都论战中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择都理论，论战的角度也愈发全面。 　　此后主张还都南京者多以南方的富庶为依据，第一次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如李旭旦放眼东南之富庶，指出应以东南的财富给养全国;金祖孟认为，决定首都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的分布，物博才会人众，才是我国的“精华所在”沙学浚从农业角度立言曰:“畜牧在西北为原始的，粗放的，而现代高级生产之乳酪业，则以东南为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国”张其的论及南京建都亦云:“扬子江之于中国，犹人身之有大动脉”。其实，不论如何表述，如“最重要的区域”、“中央地位”、“精华所在”亦或“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