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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以酒代油作燃料的片断回想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 沿海地区陆续沦陷 ,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 西南、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由于抗战的需要和发展 , 云、贵、川、陕、甘等大后方公路交通运输急剧发展，使得国民政府对汽油的需求量猛增。 由于日军切断了中国和外界的交通要道，为了稳定后方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增强对抗战前线的支持力，国民政府积极寻求汽油替代品，酒精(即乙醇)成为替代品首选，于是在这一特殊时期，酒精工业迅速兴起。 这里收集的一组徽章记载了抗战时期以酒代油作燃料的片断。 　　战时酒精工业的开端1936 年， 陕西省政府拨款 60 万元 , 贷款30 万元， 另融资 60 万元， 全部资本共计 150万元，在咸阳北门外建成陕西酒精厂。 　　1937 年， 资源委员会首先接办了亏损严重的陕西酒精厂。 1938 年奉命转交给国民政府经济部， 并于 1938 年 12 月迁移到四川资中，更名为资中酒精厂(即四川第二酒精厂)。 　　1938 年春， 资源委员会又在内江创办四川酒精厂(即四川第一酒精厂)，当年 8 月生产出第一批酒精。此后资源委员会又先后创办简阳、泸县、开远、遵义、兰州各酒精厂。 此外，军政部交通司和后方勤务部还分别设立盘县、安顺、纳溪、宣汉等酒精厂。 滇越铁路被封锁后，液体燃料供应困难， 四川民营各厂风起云涌，资中、 内江一带成为全国酒精工业的中心，国防、中川、西川、中兴、蜀华、泰昌等数十家酒精厂先后开办。 1943 年是酒精工业的黄金时期。至 1944 年底，全国的酒精厂共有 306 家，年产量达 2400 万加仑(按英制换算： 1 加仑酒精约等于 4.5 升或 4 公斤) 以上。 到 1945 年 3 月底，经济部核准登记的酒精厂还有 297 家。 　　四川酒精工业举足轻重的地位战时酒精生产以 1938 年 9 月建成的内江酒精厂为开端，随后迅速发展。 至 1942 年，四川省酒精厂增至 115 家， 达到鼎盛时期。 据《新华日报》报道：四川酒精产量从1940 年的 400 万加仑， 1941 年的 500万加仑，迅速激增至 1942 年的 800 万加仑。 抗战期间全川共计生产酒精 2180 万加仑， 足以说明四川酒精业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的主导地位。 当时就有“一滴燃料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可见， 酒精在战时液体燃料的供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需求。 所以，抗时的四川酒精工业对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40 年 12 月 20 日， 军政部在纳溪征地建成“亚二酒精厂”，对内称军政部第二燃料厂或军政部第二酒精厂。亚二酒精厂投产后， 日产达 2500加仑，全部由军政部交通司统一配给军队作燃料。 　　泸县罗汉场的兵工署二十三兵工厂、泸县金川酒精厂(原鱼台酒厂)、刘航琛办的沱江实业酒精厂，月产量达 6 万加仑。据资料记载：二十三兵工厂提炼的酒精纯度达 96% ， 为研制防化武器的原料，保障学兵总队的需要，金川酒精厂和沱江实业酒精厂是以本地白酒和收购周边县市的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浓度更纯、更高，成为军政部直属酒精厂之外产量最大的地方酒精基地。 　　云贵酒精工业的辅助补充大后方酒精工厂主要集中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分列其次。在抗战中期，西南联大工学院化工系主任苏国桢，在富滇新银行的投资支持下，创建了恒通酒精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汽油严重缺乏而出现的燃料问题。 　　1940 年，资源委员会在贵州筹办遵义酒精厂。 1941 年遵义酒精厂开始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 产量逐年增加： 1941 年为 1.7 万加仑，1942 年为 9 万加仑， 1943 年为 30 万加仑，1944 年为 32 万加仑， 1945 年达 75 万加仑。1942 年至 1943 年是贵州省创办酒精厂最多的时期。 根据资料统计， 1943 年贵州省有54 家酒精厂，年产酒精 220 万加仑，仅次于四川和云南，排名全国第三位。 　　其他地区酒精厂江西省规模较大的酒精厂是民生酒精厂，建于赣县七里镇， 1941 年投产，次年改名为赣县酒精厂，经理为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厂工程师。该厂采用糖蜜制造酒精，成本低，原料来源充足。 　　当时，江西糖蜜每担仅值 50 元，制成酒精后售价为 360 元， 是普通糖蜜售价的 7.2 倍，获利巨大，酒精工厂在赣南产糖丰富区域兴建起来，至 1944 年有大小酒精厂 16 家。 b 　　大后方酒精工业是战时经济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在液体燃料严重缺乏时催生的结果。在抗战相持阶段，酒精工业的发展，保障了后方的交通运输和军需民用，积极有效地支援了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