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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明代的庶吉士教习官 　　庶吉士教习制度构成了明代庶吉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和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式创立于宣德五年(1430)三月，此后持续发展到明末，并被清代所继承。其中，奉旨教习庶吉士的官员称为“教习官”，俗称“馆师”，在庶吉士管理和进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且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连接和维系阁臣与庶吉士的纽带作用，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以来，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不少研究明代庶吉士的成果，但迄今未见专门研究庶吉士教习官者。②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教习官总数、功名出身及其官级资格 　　宣德五年(1430)三月，明廷首设庶吉士教习官，命学士王直充之;而且，该科和宣德八年教习官都由王直一人单独充任;至正统元年(1436)，才改由王直和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两人共同充任}1}}-ls.za3;正统十三年(1448)，又令“侍读习嘉言、侍讲王一宁、编修赵恢提督教训’这是明朝首次同时任命翰林官三人教习庶吉士，但仅为特例，且时间很短;至次年五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鼎就上言“本院庶吉士缺官教训”，并重新奏准以“侍讲刘铱、修撰王振”教习庶吉士。自此以后，每科庶吉士一般都是任命两名教习官同时教习。那么，明代庶吉士教习官共有多少名?其功名出身构成状况又如何呢?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认识明代教习官的总体规模及其文化素养具有直接意义。为此，笔者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考订和梳理的基础上做了分类统计， 　　自宣德至崇祯，实任庶吉士教习官者共110人，其功名出身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教习官几乎皆为鼎甲和庶吉士出身。拥有鼎甲和庶吉士功名的教习官共106人，占教习官总数的96. 36 %;而二、三甲进士出身者3人，举人出身者仅为1人，二者合计4人，仅占教习官总数的3.6400;且隆庆以后教习官无一例外都是鼎甲和庶吉士出身。这反映了教习官与所教庶吉士之间保持着较为合理的功名出身和文化素养结构。明代科举功名体系空前完备:由高到低分别由鼎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和举人等构成团;因其都是通过激烈的文化考试而获得，故其也就自然各与一定的文化素养层次相联系。从常理讲，教习官的功名出身应高于或至少与所教庶吉士一致才是合理的。因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其总体文化素养高于新选庶吉士并为其所信服，从而保障师资质量和教习秩序的正常运行。另外，因庶吉士以及绝大部分鼎甲进士都有着在教习官“督训”之下的进学经历。这也便于其将来一旦受命出任庶吉士教习官就可尽快适应工作。 　　其次，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成为教习官的主体。由表1可知，自宣德至崇祯，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占了教习官总数的69. 09%，远高于非庶吉士出身者;而且越到后期，占比越高:宣德至嘉靖间教习官共51名，其中，出身庶吉士者25名，出身鼎甲者22名，分别占同期教习官总数的49. 02%和43. 14%，前者比后者虽有一定数量优势，但尚不显著;隆庆至崇祯间，教习官共59名，其中，出身庶吉士者51名，出身鼎甲者仅为8名，分别占同期教习官总数的86. 44%和13. 56%。由此可见，明后期出身庶吉士的教习官己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成因应是充任教习官者通常具有翰林官经历，而庶吉士选任翰林官的人数远多于鼎甲进士。据笔者统计，自景泰七年(115 6)至崇祯元年(1628),庶吉士选授翰林官者多达427名，而同期鼎甲入选翰林官者仅为177名，前者是后者的2. 41倍。自隆庆二年(1568)至崇祯元年，庶吉士选授翰林官者为224名，而同期鼎甲入选翰林官者仅63人，前者是后者的3. 56倍，其被摺为教习官的机会自然也就大大多于后者。 　　在明代官制序列中，庶吉士教习官并非正式的专设官员，而是通常由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临时奉旨充任。詹官具备何种官级资格，才有可能被命为教习官呢?宣德时，其官级资格有所上升，如宣德五年三月首任教习官王直以正五品的“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资格充任，两月后即被升为正四品的“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仍教习庶吉士。正统间新任命的6位教习官，除“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为正四品外，其他5位分别是正六品的侍读习嘉言，侍讲王一宁、刘铱以及从六品的修撰王振和正七品的编修赵恢，职级比宣德时还有所下降。天顺八年(1464)三月，明廷命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刘定之教习庶吉士侧弘治六年(1493)六月，又命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傅瀚及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教习庶吉士。也即自宣德五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充任庶吉士首席教习官的最高官职仅为正四品的“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或“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弘治六年，首席教习官首次由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任;正德六年(1511)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