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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国时期德、美驻华军事顾问团之间的差异 　　目前国内有关民国时期德国、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研究己有不少成果问世，但这些研究成果均只是对德国顾问团或美国顾问团进行单独地研究。本文力图借助以上研究成果，通过《美国外交文件》等原始资料，将两者相进行对比，探讨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之后所蕴含的美德远东战略和国内形势等方而的差异。 　　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虽然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仍然而对着国民党新军阀的不忠、中共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对华野心。而对内忧外患的局而，以军权起家的蒋介石深知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先进的军工业，更缺乏掌握前沿战略战术思想的军官，蒋介石只有将目光转向国外，期望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来华指导、改进中国军队，并以此为纽带获得国外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而提升其嫡系部队的战斗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22年中，许多国家的军事顾问都曾来华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和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同为军事顾问，其业务总体上比较类似，但由于德美两国不同的对华战略以及两国的不同国情，德美两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顾问团组成、具体活动等方而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1928一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主要在华活动 　　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对其海外军事顾问事务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向外派驻军事代表团作了种种限制;另一方而《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国防军规模的限制所导致的大批军官失业，刺激了德国军人走向海外。在中国，“四一宜，、“七一五”事变后国民党公开驱逐苏联军事顾问也为德国军事顾问来华提供了空间。 　　1927年，蒋介石聘请德国鲍尔上校为其军事总顾问，对外头衔是“经济事务顾问”。1928年夏，鲍尔率领一个主要由军事专家组成的名义上属“私人性质”②的顾问团抵达中国，开始了德国顾问对中国军队长达十年的影响，先后有五位德国人担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分别是鲍尔、克里拜尔、佛彩儿、塞克特和法尔肯豪森。德国顾问团对于国民党军事力量发展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训练国民党军队 　　训练国民党军队是德国顾问团的核心工作。为了提升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鲍尔以德军样式为标准，组建起一支由步、炮、骑、工兵、通信组成的教导队，1929年扩充成一个教导团。到第三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时期，教导队己被扩充成教导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87,88,36三个示范师，这几个师也构成了蒋介石中央军的核心战斗力，除此以外，在佛采儿的建议下，专门的教导部队-教导旅组建起来，后来发展成为教导总队。 　　在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同时，顾问团还十分注重军事教育，军校建设在第三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儿时期发展尤其迅速。佛采儿不仅自兼中央军校总教官，还倡导建立了一批陆军专业兵种学校，为国民党的现代军校体系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顾问团每周五晚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以及国民党各核心军事部门主官在内的国军高层传授德国的战略战术。 　　2.联络购买德国军事、工业装备以及对国民党军工建设的协助 　　首任顾问团团长鲍尔指出，提升中国军队实力必须要有稳固的工业基础，中国应大力加强重工业、矿业、交通业等方而的现代化建设，这有助于为德国工业品扩大海外市场，进而实现他对顾问团任务的定位-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1928年夏，鲍尔陪同陈仪考察团访问德国，与德国企业界广泛接触，并建议国民政府设立驻德商务专员处，统一管理中国购买德国军火等产品，以及雇佣德国顾问等事宜。 　　第三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儿不仅帮助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火炮、战车等装备，还提出将军火采购权收归中央，由国民政府安排驻德商务专员办理，禁比地方军阀与德国军火商直接交易。这种做法有助于扩大蒋介石嫡系部队对杂牌军的作战优势，蒋介石欣然同意，南京自此基本控制了对德军火采购权。 　　第四任顾问团团长塞克特则将工作重心放在国防军工建设上。塞克特与军工署讨论后，制定了建设兵工厂、钢铁厂、汽车厂等军工产业的进度表，计划在太原、株洲、昆明等地建设新的兵工厂，在南京设立理化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对汉阳、巩县的兵工厂进行升级，到法尔肯豪森时期，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己可以批量生产仿制德国枪炮的中正式步枪、二四式重机枪、八二迫击炮等武器，而株洲兵工厂、南京光学设备厂等新厂也初步投产。 　　塞克特在华期间最显著的成就是促成了1934年8月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向德国提供钨砂等农矿产品以交换德国的工业物资。这一协定大大加深了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扩大了中德之间的贸易量，使得中德这两个外汇储备都比较贫乏的国家可以在不受外汇储量制约的情况下互通有无，各自取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