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画境意蕴与儒家学说的契合.docVIP

探究画境意蕴与儒家学说的契合 　　画境是具有生命力的美术范畴，由唐代以来至今逐渐成熟、拓展，其基于儒道禅等多维思想的融汇; 基于心物的贯通和知行的统合; 基于画论、画理、画语的绝妙诠释; 基于变幻不已的视觉图式的涌现，延绵不已、各会其时地体现出华夏文明的高度、深度、阔度。对于画境范畴的生成和发展，儒家学说不但成为重要的一个源泉，而且从未止于静止僵化的层面，通过实践者的汲取，总是为艺术的新变提供着精神支撑。无论是秦汉之前的《论语》、《易传》、《孟子》还是后来的宋明理学、心学，乃至当今的新儒家的诸多思想，持续不断地与画境意蕴相契合，这无疑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画境意蕴与儒家学说的一个契合之处就在于两者都凸显出重“生”的特质。古往今来，画境包含着一个个从潜在到实存的创生过程，由体验的萌生到形态的显现，再至意蕴的散发，表现为画家们着意展开的创化，来播撒诚心美意。其实，画境所需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积聚形成。特别集中地体现儒家思想的《易传》就表明了万物衍生、大化流衍的生命观念，阐述了“不息生生”的连续性和未济性。《系辞上》: “生生之谓易。” “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 从《易传》字里行间可见: “生”即事物自无出有，亦是创化、创生、创造的意思。“生生”既作为不断“日新”的过程，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又被引申出了“以生为道”的“大德”品质，颇具人文属性。不言而喻，重“生”的学说为画境的萌生起到了播种、灌溉的作用。 　　“生”在中国绘画中是极其重要而又非常丰富的观念。“生成”、“生意”、“生机”、“生姿”、“生气”等概念以及“气韵生动”、“意造境生”等命题，反复出现于各个时代的画论和画史里，难以回避，余波未泯。正因为上述命题基于自然、人生与艺术的联动，说明生成乃是画境的本相。 　　画家们普遍强调了参照造化、把握生机的关键作用。在北宋徽宗时期任职画院的韩拙著有《山水纯全集》，书中指出绘画“本乎自然气韵，必全其生意，得于此者备矣，失于此者病矣。” 明代徐渭也认为: “不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清代张式心中的“书画之理”和“化机”并不隔膜，互相通贯一致。“要之书画之理，元元妙妙，纯是化机。从一笔贯到千笔万笔，无非相生相让，活现出一个特地境界来。” 　　尽管与自然伟力相比，人文显得微乎其微，但作为天地的观察者、欣赏者以及文化的创造者，尤其在古人敬天事天的前提下，文化与自然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力求通过“相生相让”的共振过程，将画境提升到至高的“特地”水平者大有人在，与此同时画境类型和图式多姿多彩，可以如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那样，用笃实透出了刚健; 可以如文同的《墨竹图》那般，用恣意彰显出了风骨，立足于每个人的景、情、时，每一幅画作的生成朝向“日新”，尺幅间舒卷白云，弥漫轻雾，飘洒馨香，放射辉光。无疑，“特地境界”不能缺少“生”的超拔与圆融。 　　在《周易》六十四卦里，最后一卦称为“未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喻指宇宙的无际无边，生成衍化的永不停歇。时间的流转就像由少汇多的泉流，汇成了奔涌不息的大河那样，带来了天地生命的持续律动。引申至绘画，绵延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属性。画境可谓时间的纽带，在每个当下系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成之链，凝结着世界的生命动力，凝结着深情的瞩望与关怀。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创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际遇和感受，必然不会以雷同的绘画风格和视觉形式示人，这亦是实践行为的“未济”天性所导致的。其次，儒家的“比德”思想深远而又持续，对画境范畴的生成和衍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的突出特征，即是结合“六艺”的推行实施，表现出以教化为本的指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露出孔子持之以恒地对高格的追觅，他还以水、山比喻人格，“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孟子也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标明了他把人生格调与自然物象进行比类的意向，透露出“比德”的抒情意涵。 　　承接先哲的意绪，荆浩、郭熙皆意识到“比德”是一条通向画境的开阔道路，或谓之: “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势既独高，枝低复偃。倒挂未坠于地下，分层似叠于林间，如君子之德风也”; 或谓之:“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以松树的形状比喻君子的风范，以四时之山比类情致的变化，荆浩、郭熙提醒人们注意，山景、树态与人情彼此涵摄，关联，对应，成全，能够引发画家想象的神游，有助于绘出个人画作的极致面貌。 　　苏轼、沈周将自己的感受寄寓于枯木，移情于芭蕉，主张托物起兴，借自家笔墨比拟，把情趣投射在各种事物上。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