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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相反相成，和谐人生 　　无论学术传统还是文化传统，我们研究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往往看到的是二人的差异，或者说，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儒家与道家、孔子与老子放在对认的地位下去观照。然而，当我们研读《孔子家语》时，又真真切切地感到他们在人生哲学方法论下的深层一致性。《孔子家语》的几个篇章都有孔子“闻诸老耽”之类的说法，《孔子家语·致思》篇则记载孔子本人所说“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这是说的南宫敬叔帮助孔子一起适周问礼的事情，所以王肃注日:“孔子欲见老耽而西观周，敬叔言于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于老子。孔子历观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习也。”这一说法不仅有《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详细记述，而且很多典籍都可印证，二人的一致渊源有自。 　　孔子、老子的相通乃至相同意义重大，这对于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方法的补偏救弊十分必要，也有助于我们深人思考《孔子家语》的价值等学术问题。我们对读先秦儒家与道家典籍，尤其思考《孔子家语》与《道德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与老子的人生哲学实是深深扎根于周代文明土壤的并蒂之花。既然我们常常奢谈儒、道之异，则不妨回到 “儒”与“道”的源头，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在孔子、老子那里，会得到许多关于和谐人生的智慧启迪。 　　一、成而必变，相反相成 　　西方有哲学家认为，之所以不断有人投身哲学领域进行研究，目的之便是追求永恒。这种追求是一种本能，最早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灾难的躲避。今日，难道热爱生活和躲避灾难不仍是哲学研究的至高追求?实际下，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也是在这样的追寻中产生、发展的。 　　今本《逸周书》的第一篇《度训》，其开篇日: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 　　先王建认制度，同样是基于对民性、民生的思考，所以《度训》又日: 　　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然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民至有好而不让，不从其所好，必犯法，无以事上。顺民之好恶，思想者认中补损，从而度小大、权轻重、明本末。 　　这里《逸周书》讲述了“损益”之道，也就是关于“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的道理，后来，老子、孔子都曾谈到。 　　老子日: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事物往往就是这样，常常会因为外部条件有所不足反而发展得好，或是得到好的外部条件发展反而受到束缚。这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他历尽了苦难，苦难反而成了他成才的条件。损中有益，益中有损，二者不以对认的属性而存在，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学”与“道”就是如此，为学日有增益，为道则日有减损。“学”愈厚而“道”愈精。“道”愈精，境界越高，最后就达到无为之境了。 　　认识到这一点，是基于对天地运行法则的把握。老子看到，天道往往减损有余来补给不足，所以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他看到了“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规律，于是形成了这认知。孔子也对“损益”之道有深刻认识。《孔子家语·六本》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唱然而叹。”弟子子夏询问他何以叹息，孔子日:“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孔子此言，与老子“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如出一辙。 　　接着，孔子谈了“为学”与“为道”的关系: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在孔子弟子中，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特别注意发掘经意。他细察《易》理，《隋书·经籍志》称子夏传《易》，日:“孔子为《象》《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他不把《周易》用于占下，而是从义理下引申发挥，因此后人说“下商人室，亲授微言”。在这里，作为孔子易学传人中的翘楚，子夏被孔子的论述所折服。所以子夏日: 　　“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成而必变”，在孔子本人看来属于“天道”使然。与老子一样，孔子认为一个人对道术的掌握越是广博精到，就越感不足，就“损其自多”。作为学者，自认为不足之处有很多，才会“以虚受大’，由此而达至成就盈满，不断向下。天道所昭示的，就是 “有所成则有所变”这样的道理。 　　不难理解，经典的本质，乃是先贤圣哲用他们的真心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讲出了真话。对于生活的真相，容易看得清楚吗?柏拉图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