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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护生观念与动物保护实践探讨 近代以来，人与生态资源的关系极度紧张。野生动物交易猖獗、物种灭绝速度加快、残虐动物事件频发等现象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境地。现实逼迫“我们得考虑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的道德地位、生态群落的道德地位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促使哲学家将伦理学概念拓展到传统的边界之外”。动植物尤其是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日渐成为道德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需要严肃探讨的课题。动物权利论等现代西方动物保护思潮传入中国之后，至今方兴未艾。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儒、释、道共举的护生运动中，现代西方动物权利运动中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中心主义、素食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深生态学等理论流派，都已初露端倪。明清时期中国的动物保护观念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虽然这一时期的动物保护观念及其实践稍显稚嫩，但其通俗化、民间化和组织制度化等特质，已经具备了现代动物福利运动的雏形。 一、明清劝善运动与通俗善书中的护生观念 明清时期，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尤其是科举教育的广泛普及和印刷技术的显著改进，文化呈现出平民化和世俗化的转型模式。除了精深难懂的文言文和传统经籍外，圣谕、官箴、乡约、家训、蒙学、宝卷、功过格以及小说、戏曲等宣扬果报伦常的通俗读物十分流行。精英士大夫阶层与中下层民众联动，发起了一场贯穿整个明清时期的、三教杂糅的通俗文化运动。而劝人祛恶扬善、消业得救的明清劝善运动，堪为这场通俗文化浪潮中的最强音。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除了亲亲、仁民等“爱人”之外，戒杀、放生等“爱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关怀动物遂成为明清社会慈善运动中的重要一支。这一时期既涌现出大量爱物护生的劝善文本，也开启了戒杀放生的组织化实践，影响深远。 明清善书中习见护生、戒杀等保护动物的论述，也出现了大量专门护生的文献。广义上的善书，一般可分为说理和纪事两大类。前者以《太上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等“三圣经”，明末袁黄的《立命篇》以及莲池大师祩宏的《戒杀放生文》最为知名；后者则以清代周梦颜居士的《万善先资集》和徐谦编撰的《物犹如此》影响最广。善书“三圣经”在明代以前已经出现，其流行是在明清士大夫广泛撰注和传播善书之后。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清代一批信奉“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者不仅不避讳，反而积极主动地通过编纂、考证和传播通俗善书等进行神道设教。仅就《太上感应篇》来说，惠栋有《太上感应篇注》，章学诚有《刻太上感应篇书后》，晚清汉学大师俞樾则有《太上感应篇缵义》等，江永平日里在经史考证之余，专门编著《放生杀生现报录》。吴、皖两派汉学的创派人以及其他汉学流派在注解通俗善书上贯注了颇多热情，都表达了“证诸经传，无不契合”的类似看法，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一方面端严正经地谈经学，谈圣贤大道理；一方面同时也奉佛老，谈因果，讲鬼狐，说异闻”。表明士大夫与百姓共享一套以儒家为基础的三教混合形态的世俗伦理。 上述三部善书经典都谈到了动物保护问题。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主张“草木昆虫，犹不可伤”，反对“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佛教色彩深厚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有云：“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偏儒家色彩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亦主张“戒杀放生”，尤其反对“宰杀牛犬”。在篇幅较长的说理类善书中，袁黄的《了凡四训》影响最大，他在该书《改过之法》中云：“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在《积善之法》中则提出了“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在《迪吉录》《宣讲大全》《万善先资集》《物犹如此》等善书中，则多以因果报应来说明虐杀动物的恶报与爱护动物的善果。其中，徐谦的《物犹如此》中“以物类之克践五伦八德”，认为人与动物“血脉相通，相依为命”，皆乃性灵之物，应予体恤。 此外，诸如《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等蒙学家训，抑或功过格、宝卷类的宗教善书，也都记录了对爱护动物的具体训谕。在《地藏十王宝卷》《古佛当来下生弥勒出西宝卷》等明清宝卷中，不以暴力对待动物已成为伦理教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杂糅儒、释、道三教伦理尤其是佛教的轮回观念，甚至认为“粪缸蛆虫也是人”，要求人们“速急回信，吃素行善，戒杀放生”。护生思想在明清小说、戏曲中也有普遍反映。明伦在点评蒲松龄《聊斋志异》时，认为该书“写情缘于花木”“证因果于鬼狐”，里面的蛇狐、鸽子、蝴蝶等动物形象大多仪态万千，摄人心魄。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袁枚《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