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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诸侯决策监督研究 　　一、春秋决策监督的社会思想基础 　　春秋时期内政、邦交形势复杂多变，尽管各诸侯国大小强弱有别，但其决策者都认识到，提高决策水平，避免决策失误，需借助一定的手段。因此，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决策者能否任用谏臣、虚心纳谏制约着决策水平的高低，即决策的制定需要监督发挥作用，并将对决策监督的议论集中于以言谏为主的舆论监督。 　　期望中的决策者是聪明睿智、事无不通、超越常人的。但现实并非如此，与之映照的客观事实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带来的孤陋寡闻，何况各诸侯国君、最高执政等决策者在个人能力、素质上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可见，决策水平的高低必然受个人能力的掣肘。因此，作为各诸侯国的决策者，要提高决策水平，巩固统治，就应当任谏臣纳谏言，重视和利用朝臣、国人等各阶层的人员在谏言中表达的建议、意见来弥补不足。《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韦昭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和”“同”之论为纳谏与进谏这一对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齐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批评梁丘据时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上述思想说明决策者绝非事事皆能正确无误，其决策本身有“可”有“否”，准确与失误并存。因此，为人臣者对于为君者决策制定上的乖谬与失误之处应及时纠偏，设法匡正。 　　尽管“国、君一体”思想尚存，但将君主与社稷分离、区别对待的主张已经出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晏婴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杜预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禄，皆为社稷。”晏婴之说已鲜明的表达出社稷即国家是统治集团或曰一国贵族全体利益的象征，即使作为贵族最高代表的国君也应服从社稷--贵族的整体利益，当君主的决策与贵族的整体利益不符甚至危及整体利益时，为臣者的取向应以整体利益为准。《荀子·臣道》中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二、春秋决策监督的形式 　　春秋时期的决策监督形式，考之史实，以舆论监督为主，“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国语·周语上》)，舆论监督于此可见一斑，简言之，其中包括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的言谏，国人的舆论监督，议谥等。其中，贵族的言谏是直接面对国君或执政等决策者表达意见，为直接舆论监督;国人的舆论监督，议谥则无法面对决策者本人，为间接舆论监督。 　　(一)直接舆论监督 　　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即朝臣言谏是舆论监督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言谏人员的身份来看，有卿，如齐国管仲，晋国魏绛，楚国子囊、薳子冯、子木、子西，郑国子大叔、子羽，齐国晏婴，宋国乐豫，晋国士季、赵盾，卫国宁庄子，鲁国叔孙穆子，共14人次;大夫数量最多，如郑国五父、孔叔，富子、叔詹，鲁国臧哀伯、御孙、臧武仲、穆叔、冶区夫、臧僖伯、荣驾鹅(荣成伯)，晋国里克、士贞子、伯宗、苗贲皇、韩厥、叔向、士蒍、庆郑、司马侯、士弥牟、阎没、女宽，楚国申公巫臣、椒举、薳启强、太宰犯、叶公、白公子张，齐国崔杼、诸御鞅，莒国苑羊牧之，卫国石碏、公叔文子、曹负羁，吴国伍子胥，越国范蠡;亦有地位甚低下、书名或未书名的“微者”，如郑僖公之侍者，晋平公时膳宰屠蒯，齐庄公之侍者。由上可见，春秋时期言谏人员即对决策者进行直接舆论监督的人员身份呈现多元化，上至地位显赫的一国正卿，下至地位低微的“侍者”，虽然“侍者”也有向一国之君或执政等决策者当面进言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庶民也可以向决策者直陈谏言。作为“侍者”与“膳宰”等微者具备这种可能，也不过是缘于他们接近一国的权力中心或曰决策中心，与决策者的近距离接触而创造的这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