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探析.docVIP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探析 　　一 　　在晚清湘学复盛史上，新化是一个关键词。这首先表现在湖湘文献的汇集特别是船山遗书的猬集与刊行，其次是邹氏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型。 　　船山学的出现，既是清代湘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湘学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在明末清初的又一发展高峰，也是晚清湘学繁盛的重要标志。船山虽生当明末清初，其学说亦形成于斯时，代表着湘学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船山著作散佚未刊，其学说历两百余年不彰，而使船山学说显于世者，乃新化人邓显鹤。 　　邓显鹤，字子立，一字湘皋，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曾进乡试举人，然屡试礼部不第，大挑二等，任湖南宁乡县训导，因疾病归邵阳濂溪书院，卒于文宗咸丰元年。梁启超称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湖湘后学称之为“楚南文献第一人”，可见他对晚清湘学繁盛的贡献。邓显鹤对晚清湘学复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邓氏学术成就构成了晚清湘学的重要内容。邓显鹤一生致力于湖湘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他“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搜讨掌故，不遗余力”、“岿然称楚南文献者，垂三十年云。”曾国藩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 　　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饮食，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材经纬图》以诏地事。详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 　　邓显鹤对湖湘文献的搜集整理，堪称在此之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其价值正如同时代的思想家姚莹所说： 　　湘皋以诗鸣湖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则尤在访罗遗轶，表章文献，……裒辑欧阳文公圭全集，与庐陵并行;编订《周子全书》，与《二程遗书》、《朱子全书》同垂天壤。其所为《宝庆府志》，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也。 　　邓氏对湖南地方文献整理的贡献，是湘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成果。湖广自康熙三年分治，湖北、湖南两省建省，邓显鹤有感于作为一个行省的湖南文献的散佚，乃发奋搜集、整理，编辑成《沅湘耆旧集》，汇集了自晋宋至清道光年间湖南地区近2000余人的诗作，是湖南有史以来最系统的一部诗歌总集，对湖湘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梁启超曾将邓显鹤与李绂、全祖望相提并论，说： 　　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若何，间接影响于全国者若何，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梁启超的评价，肯定了邓显鹤对晚清湘学发展的贡献。 　　然而，邓显鹤对晚清湘学的最大贡献是对船山遗书的搜集整理，使成为湘学标志性的船山学说得以彰显： 　　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刊者百八十卷。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船山学说是湘学史上的重要发展形态。但船山生当明清鼎革之际，遭逢乱世，著述虽丰，但或藏之乡野，或散佚民间，使船山这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山野而不彰。王船山生前，除青年时曾自刻一部诗集《漧涛园初集》外，其余著作全未刊布;他死后十余年，其子王敔曾选刻十数种，是为湘西草堂原刻本，流传甚少。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收书，对王夫之著作著录6种、存目2种、查禁9种。邓显鹤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船山遗书》150卷，于道光十九年在长沙开雕。不料，咸丰四年，由于太平军攻陷湘潭，“板竟毁于火”。湘皋先生对之汲汲不忘，多次寄书寄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督其印书。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由刘毓松等任校讎，在金陵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是为金陵刻本，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邓显鹤对船山遗书的搜集、整理功不可没，使隐没两百年的船山学术得以彰显于世，从而使王船山开始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并列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船山之学才作为湘学的重要发展形态而名闻于世。正如姚莹、王先谦评价的，邓显鹤搜集整理刊刻湖南文献，“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正是邓显鹤对船山文献的整理，使得船山思想得以为湖湘学人所了解，而船山倡导的实学成为晚清湘学经世致用传统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奠定了晚清湘学的理论基础。 　　邓显鹤对湘学的第三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