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探究.docVIP

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探究 　　一、邹伯奇主持方志舆图测绘之历史背景 　　中国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兴起，与方志紧密相关的地图绘制也逐渐兴盛。明万历年间西方制图方法传入，从意大利人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开始，中国的官方地图始有经纬度。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的《皇舆全览图》，采用西方制图术中的地图投影法及经纬度方法。然而，诸种西方科学、先进的绘图方法却未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普及推广，“在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地图学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痕迹。”上至国家下至省、县、乡，传统制图法依然流行。 　　直到晚清，个别方志陆续出现有关对志书舆图绘制不满的记录，同治《南海县志》即是其一，并且是对传统制图法积极开展创新尝试的最早的方志之一。南海县志分纂李征认为：“吾桑园围，向有旧图，全失古法”。可见，当时南海修志者已经对旧志地图错漏百出、且几无科学、实用功能的弊端深感不满。同治五年(1866年)，恰逢《南海县志》重修，对旧志舆图早有不满的士绅，希望利用重修新志的机遇，对方志舆图之测绘水平进行改善和提升。生于南海、长于南海的邹伯奇成为主持县志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县志编修“局内者梁墨畦、康述之、梁香林诸公，亦以绘图事属先生”卷二《南海县志图说后跋》。为何由邹伯奇负责《南海县志》地图测绘任务，以及邹为何决意担当起此重任，通过考察史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邹伯奇不仅擅长天文算学，精通文史，而且从青年时代就醉心于地图绘制，钻研西方制图术之余，致力于改进地图绘制方法。1844年，25岁的邹伯奇摹绘完《皇舆全图》。由于其摹绘的地图能符合“地圆之理”和“地球弧面”卷二《皇舆全图序》，因此相较同时期或早些时候的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在科学性、精确度上更胜一筹，广受周围弟子、友人、学者赞誉，纷纷传阅和临摹，乃至刻印成书。 　　同时，他也是国内使用摄影器测绘地图的第一人，几乎与西方人同时运用了摄影测绘术。在《摄影之器记》卷五一文中，邹伯奇记录了自己青年时期从《梦溪笔谈》中得到透镜成像原理的启发，自制摄影器用作绘制地图和平面测量，便利了测量工作，开启了中国近代测绘技术之门。因此，邹伯奇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创新实践精神，为其日后全面主持南海县舆图测绘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技术受到当时政、学界的一致认可与推崇，享有极高声誉。邹伯奇虽仅为一介生员，但凭借对天文、算学、舆地测绘学的深厚造诣，在与陈澧、张维屏、谭莹、金锡龄、刘熙载、夏鸾翔等学人交往、切磋学问过程中，赢得了他们的一致敬佩，其中不少学人担任过学海堂的学长。因此，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在众多学海堂学长的公举下，“补学海堂学长”。虽然“学长中如吴兰修、侯度、陈澧、张其?、邹伯奇皆精数学，而邹伯奇尤天才特绝，贯通中西，极深研几”，连陈澧也自叹“聪明不逮特夫远甚”卷三《邹特夫地图序》。同治三年(1864年)，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曾邀请邹伯奇绘制广东图。虽然此次绘图工作，由于“其时程日甚迫，徒属又希以绘图法布之各府州县，而各府州县未尽明晓，故所为未尽善”卷二《南海县志图说后跋》，诸多客观因素限制了测量技术的发挥，邹伯奇甚感遗憾，但透过郭嵩焘的垂青与信任，可以得知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水平在当时的广东可谓首屈一指。 　　同样对旧志中舆图测绘错讹百出的现象久有不满的邹伯奇，欣然接受了此项重任，亦十分重视此项工作。邹伯奇弟子邹在《南海县图志说后跋》中说到，“辛未其间，人事牵率，稍濡时日，先生手书敦迫告诫，亟望其成，而深惧其不成。尝曰，吾成此图以为天下法也”卷二《南海县志图说后跋》。不难看出，邹伯奇对县志测绘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用严谨的方法绘制一套精准详备、标榜后世的舆图范本，构筑科学的舆图测绘准则。 　　二、邹伯奇对方志舆图测绘领域的改进和贡献 　　自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承担县志舆图测绘任务，邹伯奇或带领弟子“同行邑境”卷二《南海县志图说后跋》，开展测绘工作;或由弟子亲自前往测绘，通过书信予以指导和说明。邹伯奇的弟子中，孔继藩为邹伯奇高足，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参与了同治《南海县志》的绘图工作;邹、罗照沧皆为监生卷首，“分绘阖邑舆地”，协助邹伯奇的测绘工作。 　　同治八年(1869年)邹伯奇因病仙逝，他的弟子邹、罗照沧受命继续测绘。最终，这项“始于丁卯(1867)蒇于辛未(1871)”的测绘任务于1871年完成，共绘制出南海县境舆图数量达150余幅之多，包括《县治附省全图》1幅，《县境全图》1幅，下辖各司、厅、堡图共102幅，《南海总图》共48幅，另有《西樵山图》1幅。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地图，为研究清代广东地方地理演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