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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一种儒家式的企业底线道德的讨论 　　---从对“言必信，行必果”之辨析谈起 　　一 　　孔子说: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 ( 《论语·子路》) 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段话与当 代的诚信观不合，由此产生了在笔者看来不合 原意的解释方式与评论。可概括为两类: 其一， 仅截取前一段，以说明孔子那里有介入当代诚 信问题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看来，面对当代的 诚信问题，当然应当主张“言必信，行必果”。这 样一来，孔子的这段话也就突显了其现代价值。 其二，认为孔子将“言必信，行必果”归为“小 人”的表现，看不起讲“诚信”者，或至少不重视 诚信问题。而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不讲 诚信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儒家的类似观念 难辞其咎，应予以批判。 　　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都属于误读，不符合 儒家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儒家诚信观念切入 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进而展现其理论活力。本 文拟在辨析与解读原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儒家式的企业底线道德观。 　　二 　　先依据全文语境稍作分析。 　　子贡问曰: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 “行 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 “敢问其次”。曰: “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 “敢问其次”。曰: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 小人哉! 抑可以为次矣”。曰: “今之从政者何 如?”子曰: “噫!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 语·子路》) 　　孔子的回答乃针对子贡的提问: 怎样才能 算是“士”? 整段问答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 的。“言必信，行必果”类似“小人”的表现，但 “抑可以为其次”，达不到这一要求，则是“何足 算的斗筲之人”，完全失去了作为“士”的资格。显然，孔子并非说，“言必信，行必果”在道德上 应受谴责，而是视之为对“士”的最基本要求。 当然，要做一名出色的“士”，仅达到这一要求远 远不够，其上还有“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行己 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两个渐进的层次。 这里的“小人”也不应理解为道德谴责的对象， 而是最低的道德层次; 对于以道德追求为鹄的 的“士”而言，它是一种底线人格。反过来说，即 使是未受道德陶养而本性端悫之人，也能拘守 社会规范而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言必信， 行必果”之所以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人格之表现， 是因为它拘守于外在的小节，其人格境界可比 之为不能表现自身道德追求的“小人”。朱子对 此的评判可谓中肯: “彼其识量虽浅，而非恶也， 至其所守，则虽规规于信果之小节，然与夫诞谩 苟贱之人，则不可同年而语”。 　　孟子对“信”的理解，也包含类似的意思，有 类似的表述。可资佐证。“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 与 孔子的说法两相对照，不仅意思相合，且在表述 形式上也相近。不过，孟子是直接就理想层次 的“信”来说，从“大人”的人格境界来讲。“大 人”已超越了前两个层次，而以“义”出“信”，当 然不用像“小人”那样“言必信，行必果”。但 是，若依此认为孟子不讲“信”，或者说在道德践 履中可以直接就从“言不必信”入手，则是对孟 子的误解。究其实，大人的这种行为方式，是要 靠理想的道德人格来担保的。换句话说，要把 心中之“义”实实在在地安顿好了，才能表现出 如此之“大信”。否则讲“言不必信”，只是空 谈。因此，孟子也强调，“君子不亮，恶乎执?” ( 《孟子·告子下》) “亮，信也。与谅同”，“恶乎 执，言凡事苟且，无所执持也”。( 朱熹: 《孟子集 注》) 君子须“执信”，必须讲信。“执”体现的是 道德修养过程的特点，“亮”即指“信”德。这与 上段所讲的“大人之信”也不矛盾。上段是从修 养达至的境界说，此处乃就修养的过程立言。 　　要之，孔孟所讲的“信”是分层次的，“言必 信，行必果”属于最低的道德层次，但仍然属于 道德的范围。虽然这种道德并没有表现属于行 为者自身的道德理解，或者说，我们无法由此来 判断其本人的德性如何，却是平庸之人也可以 拘守的。在此意义上，它就是一种底线道德。 　　三 　　基于以上辨析，可以说，第一种解释方式固 然已完全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第二种其实也是 出于误解。以下简要说明产生误解的原因。 　　其一，脱离言说的语境，由孔子做出的“小 人”判定，而误以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从纯粹 道德贬义上讲的。结合言说的语境来看，“言必 信，行必果”意义上的“小人”，并非“不道德”， 而是“非道德”或者说没有表现行为者的道德自 觉。因此，从人格表现看，孔子视之为“士”之境 界的底端; 从道德要求看，孔子则给予了最低限 度的肯定。 　　其二，从单一规范的角度来理解孔子从人 格境界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孔子的回答，显然 不是对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说明，而是就 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