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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理论的演进 一、古代中国金融理论 中国人使用货币大约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侯马出土的公元前7世纪的造币厂比公元前3世纪欧洲古罗马的造币厂早四个多世纪。 中国的货币理论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铸大钱，单旗就提出了圣王制币论、铸币子母相权论、货币财富论等一套货币理论。比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货币还要早。 中国古代虽然是农耕社会，但是手工业、商业已经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仅有了货币交易而且有了借贷活动，因而金融理论开始萌芽。 关于货币的性质，有“货币王权论”； 关于货币流通，有“货币轻重论”； 关于市场物价，有货币数量论； 关于货币发行权，有“货币国控论”； 关于信用活动，有“反高利贷论” 唐朝白居易（772－846）说：“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广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 （《白香山集》卷46。）建议政府利用货币这个工具调节经济和社会，可以说这是中国早期的货币调控理论。 到了宋元时期，纸币出现，如何处理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关系，防止通货膨胀，就有北宋的“交子利害论”、南宋的“会子四戒论”和“货币称提论”、“钱物相等论”、“平准钞法论”，还有大额交易用纸币、小额交易用铜钱的“造铜钱以翼钞法论”等等。（参见戴相农、黄达主编：《中华金融辞库》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2－1741页。） 二、明清到民国时期的金融理论 进入明清时期，国内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提高，出现了大批从事异地贩运贸易的商人，货币需求扩大，商业票据进入金融贸易活动中，金融机构增加，货币、银行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理论的解决，出现了一批金融理论的言论与著作。 关于货币本位问题 王炜（1322－1374）提出货币是国家的命脉，是“以至无用而权至有用”之物，主张“用黄金、白银为钱，与铜钱并行”，“因其所利而利之者”（ 《王文忠公文集.泉货议》）。 实际上是主张实行金银铜复本位制； 黄宗羲（1610－16760）的“银钞表里论”，认为“银之力拙，钞以舒之”，主张废银，实行以铜钱为本的可兑换纸币制度； 包世臣（1775－1855）“以钱为币论”，主张以制钱为本位的可兑换纸币制度，提出建立发钞总额“什之二、三”的“以实驱虚”的准备金制度； 王瑬（1786－1843）主张废除金属货币，实行纸币制度，国家控制发行数量，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发展经济，可以使“君足而后民足”，即使白银外流也不影响中国的货币流通，并且有专著《钞币雏言》刻印； 许楣（1797－1870）反对不兑现纸币制度，针对王瑬著有《钞币论》，认为金属货币不能废止，纸币发行需要百分之百的金属准备，主张纸币的经济发行，反对财政发行； 王茂荫（1798－1865）认为纸币发行量必须控制，但是他主张通过钱庄、银号发行兑换券解决“以实运虚”，即“钱钞可取钱”，“银票可取银”，钱庄银号需要有现金准备； 还有丁履恒（1770－1832）、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等人的中国“自铸银元论”，以抵制外国银元流入套换中国白银的弊端发生，解决中国货币危机问题； 马建忠（1845－1900）、康有为(1858-1927)、马寅初（1882－1982）等人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实行金本位制度，放弃使用银币，银价跌落，金价上涨，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度或者虚金本位制度，解决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被动局面； 郑观应(1842－1921)认为银行是“商务之本”和“百业之总枢纽”，能够“聚通国之财”“扩充商务”，应当自办银行，免受外国人的盘剥；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也提出“兴银行”的主张； 梁启超（1873－1929）提出中央银行能够“掌握全国金融枢纽”，通过货币收放，“有时储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挤其平，广其用而已。”主张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孙中山(1866-1925)、廖仲恺（1877－1925）、阎锡山（1883－1960）主张实行“钱币革命’,废除黄金白银作货币，实行实物本位货币制度，即国家有管理的纸币制度，阎锡山并且进行了实验；（见孙中山：《钱币革命》、廖仲恺：《廖仲恺集》“钱币革命与建设”、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20世纪40年代通胀严重，马寅初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三、当代中国金融理论 中国当代的金融理论，是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的中国金融理论。当代中国的金融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两阶段： 一是1从193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大体30年时间； 二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计有25年。这两个时期的金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