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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关于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思考 　　一、正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外部要求和环境 　　(一)高校深化改革的现实环境 　　高等教育处于教育体系的顶端，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历了自1999年开始的规模扩张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都指向了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永恒主题上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确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明确了我国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仍然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一些既有的制度安排、思维模式已经很难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些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经过积累和酵化后成为短板和薄弱环节，并且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发展与改革的辩证关系，指出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事实上，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途径就是改革，要依靠改革来出实招、破难题、建机制。高校深化综合改革也是如此。高校曾被视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实情况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与经济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却很有限，甚至与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局面形成了强烈反差。现行的评估体系，仍只强调“高等教育普及率”“毛入学率”等外在量化指标和静态发展性指标，对于“教育的法治化”“多样化”等标志着“教育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比较忽视，教育系统运行的体制机制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充满了垄断性、等级性、排斥性和压制性。 　　当然，这种情形正在引起重视并开始解决。一个例子是，围绕着《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的“2020年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一目标要求，2013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8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46个检测点组成，这些检测点的内涵和目标值涵盖了教育的普及度、公平度、质量度、开放度、保障度、统筹度、贡献度和满意度八大方面，明确了政府、社会和学校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义务、责任和地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教育发展指标的内涵。 　　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的价值正在从“提供高端学历文凭”发展到“提供满足学生需要的教育”，大学的本质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转变为“提供需要的教育”。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正在推动教育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学习的途径方法和内涵、人的交往方式、教育的时间空间、知识与信息资源等等都在被重新连接和定义。高校和教师如果认识不了、适应不了、引领不了这种变化，自然就会在教育、服务和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变得无所适从，以陈旧的观念和知识应付学生终将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抛弃。事实上，这种迟钝感充斥在高校内部，成为深化改革达成思想共识的障碍和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二)高校深化改革的动力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主题词，高校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事实上，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高校也一直不缺乏改革，并总是吸引着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改革的力度、措施和成效一直与社会的期待甚至高校自身的愿望都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一直饱受社会各界的质疑。高校深化改革的动力究竟是来源于政府和社会的压力，还是自身发展的内生驱动，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改革的相对彻底性和改革方案的有效性。 　　与政府、社会对高校从自身进行改革充满的期望相比，在高校内部，长期以来，管理者和教师们往往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的外部治理，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和矛盾简单地归因和归咎于外部因素特别是政府的管理。在处理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上，高校往往更多地强调自身作为一种学术社会组织的特殊性，甚至很多时候，一谈到高校的改革，社会对大学的期待就是去行政化，大学对社会的期待就是简政放权、扩大办学自主权，而对于政府放权后自身如何有效管理缺乏思想共识和制度准备。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有关高校改革的一些“试点”“意见”“治理”等方面的政策隐含着政府将给予高校更多、更大自主权的政策话语，这些信息越来越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阵密集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