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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涉外公司案件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及其反思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一)的颁布，结束了我国诸多涉外民商事关系无法可依的状态。随着我国法院审判和判例的公开化不断增强，许多学者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问题。例如黄进教授主持的中国涉外司法实践分析己经进行了10余年。从2001年开始，黄进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己经完成了12次中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述评，述评的内容均发表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从第六卷起)。还有其他学者分别从外国法的查明、知识产权的司法实践等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涉外司法实践的演变和审判问题，提出了极具价值的建议。 　　本文对2013年的61个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抽样的案件主要来源为:中国法院网，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网，广州海事法院网，浙江法院网，上海法院网，北京法院裁判文书查询系统以及北大法宝、北大法意刊载或公布的涉外公司关系相关案件。鉴于部分地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工作无法做到日常化和数据库化，对本次概述追求的客观化和准确化带来一定的障碍。本文试图从总体层面审视案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为我国涉外公司关系立法和相关司法实践提供建议。 　　一、2013年涉外公司案件统计分析 　　(一)总体概述 　　1.从纠纷案由来看，股权转让纠纷的案件占绝大多数，61件案件中有29件案件是股权转让纠纷;涉外股东权侵权关系法律纠纷，共12件;涉及到公司的纠纷，共7件;涉外股东出资法律纠纷共有8件;涉外公司股权确认关系法律的纠纷共4件;涉外公司管理纠纷1件。 　　2.从案件适用的法律来看，通过对涉及公司关系的61份判决文书的分析，法律适用方法呈现多样化。其中适用注册地法的有16件，约占26 %;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有8件，约占13%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有6件，约占10%;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的有14件，约占23 %;适用单边冲突规范适用中国法律的有10件，约占16%;没有说明的案件有1件，约占2%;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有6件，约占10% 。 　　(二)类型化分析涉外公司关系法律适用情况 　　1. 涉外股东出资关系的法律选择方法 　　在本次统计的所有案例中，共有7个案例属于涉外股东出资关系法律纠纷。其中有2件案例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2件适用当事人自选法，2件适用注册地法，1件案例依照我国的单边冲突规范适用中国法律解决纠纷。从上述审判实践可见，我国法院对于涉外股东出资关系的法律适用情况较为混乱。根据公司法的理论，股东之间的出资若发生纠纷，在选择适用的法律时，需要考虑公司是否成立。若股东之间设立的公司最终得以成立，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应该适用公司法;若公司未成立，则股东之间的公司设立行为一般视为合伙关系，其纠纷一般适用合同法的调整。因此，涉外股东出资纠纷的法律适用也需要考虑公司是否成立。在“上诉人黄珍龙因股权出资纠纷一案” (2010闽民终字第220号)，法院将案例定性为公司股东提起的股东出资纠纷，但是并未说明法院适用的具体冲突条款。法院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时，法官对“何为案件中的最密切联系地”往往不予论述，甚至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地在中国”即推定中国为最密切联系地，难以令人信服。 　　2.涉外股东权侵权关系的法律选择方法 　　首先，在统计的61件案例中，共有12件案例属于涉外股东侵权关系的法律纠纷，实践中大部分法院的法官均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来调整纠纷。但在认定侵权行为地时，法院的做法却有较大差异:一部分法院直接认定侵权行为地在中国而不予以阐述，另一部分法院认为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涉外公司的侵权案例中，不仅会牵涉到不同的股东，还会牵涉到公司，甚至是公司的分支机构。但侵权行为从开始实施到最后完成往往是由一系列行为所构成，中间往往涉及到不同的连结点。因此，如何从其中的连结点确定侵权行为地存在极大的困难。一般的侵权行为，如知识产权侵权、物权侵权等侵权行为地较为容易确定，特殊的商事侵权行为，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准据法的适用。我国《法律适用法》并未区分一般民事侵权和商事侵权，目前法院在确定股东侵权行为地时应该是具有较大灵活性的。 　　其次，在“友升电气(第一美亚)有限责任公司诉上海建华金属制品厂等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第三人性质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我国对涉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纠纷适用中国法律有强制性规定，依照《法律适用法》第4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根据“《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只有在涉及劳动者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有损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时，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