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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货代业务中”额外”费用的负担 　　〖案情〗 　　原告：上海彼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昆山贝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2013年4月，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办理23箱犬用救生衣自中国上海出口至美国洛杉矶的货运代理事务。货物出运后，经双方协商减免部分费用后，被告于2013年4月22日签章确认涉案货物产生代理包干费人民币7 400元、代理查验费人民币785元、代办费人民币200元、代理AMS(America Manifest System，美国舱单系统，下同)更改费人民币252元，共计人民币8 400元。同日，被告又在付款保函上盖章，亦确认涉案货物产生的费用为人民币8 400元，并保证在同年5月13日之前将该费用结清。 　　4月27日，货到目的港后，货物的买方暨收货人告知被告，其提货前又支付了目的港海关关税、ISF申报及仓储等费用626.93美元。　　原告认为，涉案贸易术语为DDU，进口ISF(ImporterSecurity Filing，美国进口商安全申报体系，下同)信息申报应由收货人办理，故进口关税、信息申报及仓储等目的港费用均不应由贸易卖方暨被告负担，原告并无货代过错，故诉请被告支付该人民币8 400元货代费用。被告辩称，其确认的人民币8 400元费用应当包含货物门到门运输的全部费用，现收货人在目的港又额外支付了626.93美元，系原告过错造成，应从人民币8 400元中扣除。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合同约定是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来源和依据，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可再根据其他在案证据判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原、被告双方对诉争的目的港额外费用负担问题约定不明，但在案证据表明，被告确认的人民币8 400元费用只包含装货港的代理包干费、代理查验费、代办费和代理AMS更改费四项费用，并不包含目的港的清关、ISF申报等费用。另外，被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目的港费用的构成、具体项目，以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目的港费用、支付的具体金额，甚至未举证证明目的港相关费用系由原告收取。故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支付其已确认的人民币8 400元货运代理费用。综上所述，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关于货代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但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被告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文所称的货代业务“额外”费用，是指区别于货代业务通常所发生的订舱、报关、报检、运输及仓储等常见费用，由非通常原因或因素，如目的港海关扣留查验、目的港所在国政策规定变动、进出口申报受阻、目的港无人提货或迟延提货等所产生如进出口申报更改服务费，海关及其他主管机关征收的税、费或保证金，货物滞留港口所产生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堆存费或货物仓储费用等费用，即“非通常”之费用。由于上述情形并非每一票货代业务操作中均会遭遇，故上述费用通常亦非每一票货代业务均会产生，货代企业事先起草的格式货代合同或协议对此也不太会涉及并作明晰约定，导致“额外”费用成为货代纠纷的“多发地”。本案中，货代企业向委托人索要双方事先确认的货代费用，委托人则辩称其在目的港又支出了“额外”费用，而该“额外”费用应算入先前确认的货代费用总额中，故对之应作相应扣减;实践中另会有货代企业向委托人索要“额外”费用的情况，此时委托人则经常以关联性(即“额外”费用是否属于货代委托范围所必然发生)和合理性(即是否系货代企业过错导致“额外”费用的产生)抗辩。如何决定上述两类货代纠纷中“额外”费用的负担，本文拟作一探讨。 　　一、货代“额外”费用是否属于货代委托事务范围 　　货运代理委托事务范围是货代合同的核心内容，是确定“额外”费用负担的首要前提。一项费用如与委托人委托的货代事务无关，则已成为真正意义上之额外费用，而非本文探讨之货代业务中的“非通常”费用。货代委托事务范围之外的费用，货代企业无权向委托人主张;如委托人已自行支付，亦无权向货代企业主张从已向货代企业支付或确认的费用中作扣减。对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货代司法解释)第九条均已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如货代企业向委托人主张本文所称之“额外”费用，则应举证证明该费用系因完成货代委托范围内的事务而产生;如委托人向货代企业主张其自行支付的“额外”费用应从其已向货代企业支付或确认的货代费用中作扣减，应证明该费用在货代事务范围之内，还应证明该费用包含在其已支付或确认的费用中。　　在本案中，被告主张收货人在目的港支付的费用应包含在其已向原告确认的费用中，故原告在向其主张确认的货代费用时，应将收货人在目的港支付的费用予以扣减。但被告既未能举证证明其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