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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在日本 　　中国当代文学要有效地实现海外传播，除了函待提升自身的创作品格与艺术水准，更需要仰仗海外汉学家的辛勤劳作。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摆渡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到底几何?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中国气派”?又有哪些不容忽视的短板?本版从今日起开辟“汉学家说”栏目，邀请海外汉学家撰文，畅谈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感与想象，敬请关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中日两国的交流活动并不顺畅，而且，现在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相信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越是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都将永远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的最佳手段。 　　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学上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出现了新的局面。今天，我为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出版的总体情况。我想，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许对今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有一些启示。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频繁的时期。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集或者选集问世，就是以下这4种:《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共15卷，河出书房，1954年至1958年;《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共20卷，平凡社，1962年至1963年; 《现代中国文学》，共12卷，河出书房新社，1970年至1971年;《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共13卷，德间书店，1987年至1990年。通过这些“全集”和“选集”，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都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来。它们培养了一大批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学的日本读者。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几乎都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可以说，这四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黄金时代。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日本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日本的出版界再没有推出过大型的、覆盖面全的、有重量感的中国文学“全集”或是“选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呈现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发表渠道出现多元化，不仅出版社，还有各种杂志，包括网络等各种媒体都在参与。这样一来，作品数量越来越多，其内容和主题也就越来越多样化。选定人人都认可、并且代表整个中国文坛的一个作家或是一部作品对日本出版方来说非常困难。另外，很多中国作家都致力于大部头作品的创作，篇幅上的限制更增加了文集编辑出版的难度。 　　另一个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殃及出版界。由于资金短缺，不仅是中国文学，包括世界各国文学在内，像全集或选集等翻译丛书的大规模的出版计划都被搁浅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界选择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包括中国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获奖者的作品，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电影的原作。所以，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只能是零散的、带些偶然性的，缺乏整体统筹。 　　我一直盼望着有办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出版一套大型的、具有系统性的、多方位多角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丛书。这个多年的愿望，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这是我和几个同事共同编译的《Collection中国同时代小说》(共10卷，勉诚出版)，各卷的组成分别为:阿来《空山》、王小波《黄金时代》、韩东《扎根》、苏童《离婚指南》、刘庆邦《神木》、王安忆《富萍》、迟子建《第三地晚餐》、方方《落日》、李锐《旧址》、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我自己担任第3卷韩东和第6卷王安忆作品的翻译工作。 　　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首先是因为这6位男作家和4位女作家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是文笔最为成熟的一代。另外，我们也着重考虑了文学类型、题材和视角的多样化以及整体的平衡。被选入的作品，有的描写了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地的城市生活，有的反映了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生活。作品的时代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国共内战到新中国诞生，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以及现在。作品的视角也可谓丰富多样，既有反映贫富差距的，也有描写亲情、爱情的，还有描写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品。参与翻译编辑的人员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华。 　　在这套丛书问世时，有多位日本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撰写文章向读者推荐这套丛书。其中著名作家过井乔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一个国家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他还说:旧本人往往按照自己国家的标准来评判别的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既危险，也很容易犯错……我想，在读过这10卷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后，读者会发现，中国每个地区都蕴藏着浓厚的土地性和丰富的文化，每个地区的人都有着无穷的魅力。” 　　过井乔先生在写下这篇文章以后两年便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