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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众心态与死刑存由分析 　　1764年，切萨雷·贝卡利亚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第一次论述了死刑的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他明确指出：“死刑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因此也不是一种权利。”“死刑是不可能有益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残酷的榜样。”在当今刑法的发展过程中，死刑本身以及存废的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重大而不能回避的话题，然而多数有意识的或者说是功利性的争论只是形式化的。这种形式化的论据必须得到更多的、实质性的社会现实的支持。我们必须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于刑罚尤其是死刑进行剖析，体会死刑所带来的浓郁悲凉。在人道主义的观念下从死刑的泥沼中惊醒，增加我们对于死刑的全面理解。《刑法修正案(八)》一夜之间废除13个罪名的死刑无疑具有深远的寓意，死刑的合理性在立法现实面前已经出现深深的裂痕。 　　民众的态度一直是死刑保留的重要支柱。有学者认为：“对于正在建构自身法律秩序的中国而言，保留死刑不仅是由现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且也是主流民意之所在。”在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死刑的存废“必须以多数国民的正义感、法律确信为基础”。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调查表明，经常被用来引用为保留死刑做辩护的民意，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存在疑点的论据……调查还表明，在民意测验中所使用的问题的类型对民意影响很大。当被调查者获得足够的关于犯罪和罪犯本人以及可能代替死刑的选择的信息时，要求严厉惩罚特别是要求死刑的人就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集体意识特别是以民愤、民意、舆论、正义感等表现出来的公共意志，往往又是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统一体，具有相当的情绪性、不可捉摸性，甚至可能陷入歇斯底里和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由此，又出现了对于民意引导的问题。早在2002年湘潭召开的广为关注的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对于民众的教育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论。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教授就认为：“民众支持死刑最为重要的理由是报应。从针对报应观念的角度，逐步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应该着眼于人类文明法则的改善。死刑旨在剥夺生命，惟有新的伦理和制度，方能剥夺死刑的生命。” 　　但是，教育是一个外延如海洋般广阔的概念，单纯依靠法律观念的改变并不能解决问题。陈兴良教授等认为：“死刑应当废除，并不等于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马上就能够废除。废除死刑应该同时具备物质文明条件和精神文明条件。……;精神文明条件是指民众不再迷信死刑的威慑作用，淡化报应心态。”显然，如果将死刑的废除归结为民众认知，将民众认知的提高归结为社会的长期发展，那废除死刑将雄关漫道，同时也会为权力提供一个不作为的借口。所以，清醒地把握民意对刑法尤其是对死刑的认知特点，无疑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论证死刑存废的道路。 　　鲁迅先生在众多的政论、杂文乃至小说中对于死刑的情状、感觉以及社会基础有大量的深刻而形象地描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感性的角度解读死刑的社会实质而不仅仅是法律实质。但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存在着单向化的解读模式，形象的政治性色彩超越了形象的社会性色彩。在文化繁荣的今天，真实而全面的回归成为一种趋势，鲁迅思想同样存在着一个回归历程和发掘时代价值的必要。 　　鲁迅先生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于刑罚尤其是死刑进行了剖析，透视着众醉独醒般浓郁的悲凉。其清醒的感性认知以及其所渗透的人道主义观念至今仍然鞭策世人在死刑的泥沼中惊醒，增加我们对于死刑的谨慎对待。鲁迅小说和杂文中大量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尤其是死刑问题)，包括孔乙己、祥林嫂的穷困潦倒的死，包括法律秩序名义之下夏瑜的慷慨之死和阿Q的莫名之死，等等。此外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还从统治的对立面对于死刑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些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于鲁迅思想的研究，而且更有助于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我国死刑的法律现实和社会现实。 　　一、实质：民众是法律秩序代价的承担者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刑罚的秩序性特征尤为明显，长期农业社会的超稳定传统以及重刑思想的遗风对中国影响也尤为深刻，但是这只是表象不是实质;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在鲁迅先生笔下，死刑基本上是权力暴力性的最深刻的体现。在杂文集《热风》“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十分深刻而直接地揭示了刑罚尤其是死刑的残酷性的实质：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吧。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酥，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在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