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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兴衰论 　　明清时期，山西商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迅速。忻州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内地和塞外物资交流都要经过忻州，尤其是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蔚然成风。忻州商业的活动经商范围延伸到陕西、蒙古、新疆、乃至俄罗斯。文章试图对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情况作一粗浅探讨，为今后忻州商业发展提供借鉴。 　　1清代忻州商业的发展 　　清代前期和中期，即从1644年至1820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忻州处于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接壤地带，为忻州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商帮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并成为晋西北重要的经济力量。 　　1.1历史条件1.1.1北部边疆统一 　　18世纪中后期，清政府统一外蒙和新疆。原来边地之害转而成为两处广阔市场，为忻州商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忻州商帮融入到晋商商队中，依托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接壤的独特地理优势，几乎囊括了南北经济交流的所有商路必经之处。忻州商人从清朝前期开始崛起，中后期开始兴旺发达。忻州必经的商路主要是北路和大小西路。北路是以前营和后营为中心地带，主要进行同蒙古牧民的贸易以及拓展以恰克图为据点的对俄罗斯贸易。西路贸易是从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的商路，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西路贸易又分为两支: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是小西路，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是大西路。忻州商人从内地采购牧民所需要的茶叶、烟丝、白酒、食糖、土布、毛毡、木毛料、瓷碗、铁器、银器、药材、喇嘛用品以换取西北和域外珍贵的毛料、膘壮的牲口和芬芳的廖香。这些贸易不仅使忻州本地商业获得快速发展，而且促使周围地区经济也欣欣向荣。 　　1.1.2劳动力过剩 　　元代以前，忻州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经常成为战争的战场“兵连祸结，人丁殆尽，土地荒芜”明朝洪洞、马邑居民迁来忻州定居，到明末清初，忻州己经是人丁滋盛之地，加上本地资源贫乏、地瘩人稠矛盾更加突出，农业劳动力过剩，只能远行至塞外的西北做买卖。 　　1.3开通与俄通商道路 　　听州商人程化鹏，幼年前往内蒙归化市(今呼市)学习经商，咸丰初年，他认准了适销对路之货，便贩运杂货取道蒙古抵达西伯利亚转售给了俄国商人，获得了成倍利润。按当时的惯例与法律规定，商人运茶出境，必须凭借与蒙古通商的名义，才能由绥远掌驻防军事和旗籍民事的将军署，领取通票，先运往外蒙，然后才能再转售给俄国。然而，在运载途中各个关卡的官吏为了索取暴利，出面侵夺，便以种种借口，非法克扣货物和罚款，因此，给商业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人为困难。程化鹏观察并分析了种种情态，针对性提出了排除干扰、疏通流通渠道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他亲自上书理藩院，揭露官吏收受贿赂，力陈贸易好处，从而请求清政府规定官方税收政策条例、准许商人运输茶叶等中国商品与外国人开展广泛的通商贸易。理藩院批准了程化鹏的奏章，并向各地下发文件公函，接着制定了四联信票作为执行批示相应措施，使得经营茶叶有了政策依据，提供了贸易保证。国家批准了茶叶等商品贸易后，允许在归化城设店经营，所以中外之间一时贩卖茶叶之风盛行，从业人员与日俱增。 　　1.2忻州商业的发展 　　清代，忻州商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北路和西路重要交通要道上开设一大批商号。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忻州商业发展迅猛，忻州由此致富者也遍及全国。其中蒙古，大小西路以及以南北大街为中心的忻州城内是忻州商业经商的主要范围，清代形成都、王、张、陈、石、连六大富商家族是当时典型代表。六大富商家族富甲一方，发家过程各具特色。 　　1.2.1旅蒙经商 　　忻州人离邑经商范围很广，有“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凡鸡鸣狗叫地方都有忻州人”之说。北至内蒙、新疆、俄罗斯，南至广州，东起山东，西到新疆伊犁。旅蒙忻州商人占忻州外出经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内蒙丰镇、萨县、包头、归绥、集宁等地。双堡都家发家于内蒙，都怀琦、都怀暄、都怀探兄弟三人在内蒙萨尔沁垦荒种植。利用跑马撒黄芥方法在河道两岸种植大量黄芥，丰收的黄芥成了都家命运转折点。都家从此亦农亦商，经营大西路(新疆)、小西路(陕、甘、宁、青)以及内蒙古批发生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设了粮食酱醋加工等作坊、店铺、钱庄。在萨县有四合云、义盛恒。在包头有钱庄义泰昌、布庄玉顺昌等，又将业务拓展至兰州、凉州(武威)、甘肃(张掖)、西宁、银川等地。以包头开设大义昌为重要据点，把内地日用百货用品卖到边疆，边疆绒毛、皮张等卖到内地。 　　发家后，都氏仍不忘故土，转而回乡投资。都家在忻县投资开设的商号有元义诚、晋义诚等财庄9座，义源厚、义源诚等钱庄4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