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与特点探析.docVIP

清太宗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与特点探析 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传统民族关系思想、降清汉官阶层和其父努尔哈赤的影响，又受到古代少数民族领袖的影响，同时又与皇太极本人的经历及当时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 皇太极的民族关系思想受到传统的“柔远安边”观点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史上，统治者如何对待异族，曾经引起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核心不外乎“怀柔”与“征伐”，或“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这两种观点。如辽道宗的“示信以怀远方”，狄仁杰的“不事四夷”，侯应的“威治百蛮”以及王安石的“德力观”等。汉代的王舜和刘歆认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臣服四夷”，才有了汉朝“单于守藩，百蛮服从”的万世基业。北宋司马光反对轻易对异族动武，他指出：“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入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将愚卒弱，乃欲驱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虏，其无功必矣!岂惟无功，兼后患甚多，不可尽言也。”皇太极的心服为贵思想与王安石的德力观既有交融也有不同。王安石认为“苟力不足虽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夷狄”。德力统一，但以力为先，以德为辅。而心服为贵是以心服为根本，力服为基础，先要缚其身重在治其心。 在隋文帝看来，少数民族政权强则反叛，弱则卑服，如欲征服他们，要么以威制服，要么以德感怀，要么两手并用，双管齐下。皇太极的心服为贵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心服为贵思想十分明确，力服是手段，心服是目的。满蒙汉一体的实质则是在心服为贵思想基础上的德力统一，其基本内容是在“心服”的前提下“施恩厚养”。 降清汉官阶层对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当时，满清统治政权中有两种人深受儒家教育，一种是皇太极诸兄弟的汉族老师，如龚正陆、方孝忠；一种是降清的汉官，如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老师对皇太极不断灌输儒家思想，有启蒙的意义。归降的汉官经常上疏论治国之道、为君之道，多次谏言皇太极要“遵法先王”、施行仁政，达成“尽伦常而化民，故立万世不朽之经”伟业的目标。皇太极均欣然接受，并且把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上升为治国理政的主题思想。崇德元年七月，他在册封五大福晋的册文中说：“信守三纲五常，系古圣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当仿古圣汗所定之大典”。乃父努尔哈赤对皇太极影响极深，努尔哈赤子嗣众多，但皇太极子以母贵，因母被宠而受父爱，皇太极自身也“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作为嫡子，从少年时期即受父命管理家务,父兄对其“依赖如眸子”。皇太极的“满蒙汉一体”思想与努尔哈赤的“诸申、蒙古、汉人同居一城”应“犹如一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皇太极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领袖阶级立场一致。他经常引用辽、金、元史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皇太极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存在，不在于统治者属于哪个民族，决定性的条件是他能不能对人民有恩德，能否让百姓心悦诚服。君臣之位，非天地之不可易也。如崇德六年（1636）四月，皇太极上尊号不久，在给朝鲜王的书中云；“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言诚是。量素为贫贱，若有大德，其人可为天子。向为帝王者若无德，可为小人。是故，古之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金乃东夷，而有大辽之天下，招安宋国。大元乃北方蒙古，而有金之天下。大明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大元之天下。”天子无德，不能获取百姓内心对统治的同意，照样成为孤家寡人。皇太极反对“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的观点。他认为，夷可以变夏，夏也可以变夷。“朕为大清，尔为大明，各君其国而已，有何崇卑上下之可争。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独不观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这与匈奴人刘渊宣称的“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一脉相承。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他对民族观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通过史实证明，夷华一体，反对华尊夷卑，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也不实行大满族主义，而是满蒙汉一体，心服为贵。他说：“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皇太极长年随父征战，见惯了刀光剑影，朝服夕叛，勾心斗角。因此皇太极柔德怀远，开诚布公，采取无差别的民族政策，以求满蒙汉一体，天下归心。 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是在总结满蒙汉文化与历史，结合满清实际，总结后金与明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概括地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匡正遗策的理论勇气。乃父努尔哈赤依靠八旗兵东征西讨开疆拓土，虽然实现了赫赫武功，但在民族关系上却遗留了许多问题。满蒙虽有联姻，但是关系并未牢固化、制度化，是为满蒙不固。朝鲜虽受礼遇，但是仍固守事大主义，与后金若即若离，是为满朝不和。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