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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应当如何书写历史 　　所有历史最终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并且不断被后人书写着的。当我们面对历史或书写历史时，我们之所以会在内心产生对历史的莫名敬畏，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对待历史，那么后人也可能不认真地对待我们，我们不知道后人将如何书写正生活在当下的自己。假如我们希望后人认真对待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历史，那么我们就要认真对待前人曾经创造的历史。一方面，书写者总是在历史实际发生之后才能书写，他们是历史的他者。另一方面，历史是书写者之他者的历史，即使亲历者自己来书写历史，其所见所闻也未必真实可信。书写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查找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由于后来的书写者掌握更多的史料，拥有更先进的研究手段，他们总是比前人拥有较大的优势来评估过往的历史。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一些定论会被推翻，一些共识会成为谬误。 　　考证历史、书写历史和评价历史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三者环环相扣，密不可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书写历史? 它既是方法和能力问题，又是态度和感情问题。在中国史学界，由于研究者之方法、能力、态度和情感的不同，形成了“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两个截然对立的史学流派。前者为史学而史学，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缺乏对时代要求的响应; 后者让史学与时代走得太近，过分迎合时代需要，“有时竟至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史料学派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历史观。史观学派容易满足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注解，容易滑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简称《覆灭》) 是一部典型的“史观学派”著作。它在2010 年惹出不少麻烦，在国内人文社科界掀起了些许波澜。基于热闹的网络和媒体争议，作者本人及学界同仁希望《覆灭》能得到认真而有说服力的学术评价。然而，一晃四五年过去，国内政治思想史界一直没有对《覆灭》做出比较专业的批评或评价。有鉴于此，作为学界同行，笔者通过甄别《覆灭》开场白史实的真伪，试着对其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提出批评与评价。由于《覆灭》主要讨论的是法国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和政治思想史问题，笔者便以“我们应当如何书写历史?”为题展开相关讨论。讲得不对的地方，但请大家指正和评鉴。 　　一、《覆灭》之得: 一个出彩的理论读物 　　首先，作为一部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生平和思想成就的理论读物，《覆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言语大胆而思想出位。自1994 年出版以来，《覆灭》已修订、再版和多次印刷，在中国读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称赞其“却有值得一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它强烈的主体情感跃然纸上，很少像一篇学究式的论文;也不仅是因为它的思维剃刀尖锐明晰力透纸背，很少官样腔调的循规蹈矩; 还因为它的宏旨直接关怀着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 更因为作者展示了一代人在价值层面上的灵魂拷问和思想探险。”③另有学者在《读书》杂志发表以“道德的血腥”为题的书评，表示“正如作者所说，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当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相近。明年是文革开始三十周年，结束二十周年。面临此种时机，我们或许应以本书[《覆灭》]剖析法国大革命中轻怠践踏生命的道德灾变为式例，深刻地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全面轻怠和践踏所表现的道德的血腥，以警示今天和未来的我们。” 　　《覆灭》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抓住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 世纪末中国从革命向改革转变的思想观念变化。虽然它是一部讨论卢梭政治思想、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史论著，但它引导读者去关注和反省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重大不确定性，给关心中国社会未来的读者以莫大启迪。《覆灭》试图揭示法国大革命前后卢梭、伏尔泰( Voltaire，1694 -1778) 、狄德罗( Denis Diderot，1713-1784) 等人在政治思想史和私人生活史之间存在的张力，是作者、读者、推荐者和批评者都看重的理论读物。这从以下四点得到了进一步佐证。 　　( 1)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截止2015 年3 月23 日，《覆灭》1994 年和2003 年两个版本的引用次数分别为221 次和190次。较高的引用次数表明，这是一部受到相关专业研究重视的论著，研究者不得无视其学术价值。 　　( 2) 2014 年4 月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在读书专题节目中采访了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陈先生向读者推荐了自己喜爱的好书，其中就有《覆灭》。这表明它对像陈丹青这样有着较高鉴赏力的艺术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