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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蕴涵的语文教育观 　　中国古代众多的蒙学教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号称“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中尤以《三字经》影响最大。《三字经》相传是由南宋名儒王应麟编撰的，也有称其编撰者为宋末区适或明代黎贞之说。《三字经》自成书后，很快成为中国古代流传范围最广的蒙学教材。清王朝曾规定，儿童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须先读《三字经》。历史上流传过的《三字经》增补、注释、注音、注图、翻刻版本众多，包括将《三字经》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等等。在国外，《三字经》有英、法、拉丁等多种译本。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该组织编辑出版的《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推荐。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成功典范。从历史层面看，《三字经》的成功主要由于其集中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与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相契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言：你想在国家里得到什么，你必须在学校里投入什么。国家是什么，学校就是什么。《三字经》中，学习的目的就是“显亲扬名，光前裕后”，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上致君，下泽民”，上为君王尽忠效命，下为百姓造福施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致君”。并且，《三字经》中宣讲的“三纲”“五常”正是维护封建社会君权、父权、夫权统治的精神枷锁，是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中，这样“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卫道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三字经》才会盛行，并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清王朝规定儿童必学《三字经》的现象。 　　当然，《三字经》中也蕴涵着很多对于当今语文教育仍然有着十分积极作用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笔者拟就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一、养正于蒙――《三字经》的识字教学理念 　　《三字经》作为蒙学教材，肩负“养正于蒙”的使命，即在儿童启蒙之际施以正当的教育，来启迪儿童的智慧，培育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所以，《三字经》在编写中尤其注重“识字”与“教化”的统一。 　　一方面，《三字经》作为专供蒙童习字的教材，识字教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首先，《三字经》明确了识字教学的意义。“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知某文。”学知识就是学会算术和认字。这里，表明了编者对识字写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识字写字教学是阅读和写作的前提，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着语文教学的质量，还有以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的其他学科的教学质量。其次，《三字经》确定了蒙学初步识字量。《三字经》全篇共计1140字，用字数为520字。据有关方面统计，国家语委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表明，在常用的3500个字中，只要掌握500多个常用字，覆盖率就高达80%。《三字经》中选取的是古汉语当中的常用字，儿童耗时不多，即可掌握很大一部分常用汉字，这一识字量的选取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再次，《三字经》的编写符合儿童认知的特点。《三字经》三字成句，两两押韵，节奏整齐，过渡自然，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同时，教材在编排上用意义识记而非机械识记，对于开发儿童智慧起到了促进作用。经初步统计，1140字的短文中，出现典故20处，如“孟母三迁”“孟母断机”“五子登科”“黄香扇枕”“孔融让梨”“赵普夜读”“编席抄书”“孙敬悬发”“苏秦刺股”等等。这些故事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儿童在故事的具体语境下学习生字，进行意义识记，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三字经》对于儿童的品德教化尤为重视。尊老爱幼、谦逊礼让、守职尽忠、勤奋好学等品质都是其一再强调的。通过感染、内化，从而促进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在《三字经》中，识字教学和品德教化是互为表里、相互统一的，两者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养正于蒙”。 　　二、综合建构――《三字经》的语文教育观 　　“文、史、哲不分家”的观点在今天仍深入人心。一方面，文、史、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学习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既负载着过去，也传承着文化。 因此，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本身就无法割裂。另一方面，文化教育与语文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语文素养的养成，需要深厚而广博的文化积淀。 　　在短短的《三字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在语文方面，首先，以《三字经》作习字教材，使学生掌握一些汉字的音、形、义，为其日后阅读、写作等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这一点不再赘言。其次，《三字经》全篇使用三言句式，单从句法的角度看， 其中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 既使得语言错落有致，又可以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例如 “头悬梁，锥刺股”“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等等， 这种三字句是主、谓、宾主要成分俱全的完整句子， 是童蒙学习句子的最佳范例。儿童通过反复诵读，可以培养语感，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语法规范。再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