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上）.docVIP

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上） 　　人物简介：黄仕琦，1923年11月26日出生于广东开平（今为隶属江门市的一个县级市）。1943年5月在沦陷区的北大工学院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从小学二年级到中学毕业（1930-1941年），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良好的英文基础得益于中学时代的刻苦学习，也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使他在1941年秋考入原燕京大学时得以免修大一英语。1952年春，经北大工学院组织推荐，外交部口试选拔通过后，他赴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从事翻译工作，在沈建图（1915-1955年）同志领导的新闻处的《参考消息》编辑组负责中文版的审定。1952年12月回国后成为新成立的高教部工业司的干部，任土建科副科长。1953年8月再次赴朝，担任停战协定生效（1953年7月27日）后成立的第10联合观察小组的中国和朝鲜一方的英语译员。1954年3月回国后先后在工业教育司、研究室、科技局、情报资料室等单位任职。1956年4-10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相关工作，担任高教部驻西苑大旅社（西郊宾馆前身）的联络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英语专长和宽阔视野使他在促进中外教育科学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政策的研究、外国教科文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比较教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通过参加国内外的有关学术会议，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外学者。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中国情报学会、中国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 　　一、求学经历 　　小学二年级时，我从私立北方小学转学到位于北平南新华街，在北师大老校舍对面的师大附小、师大附中读书，直到1941年夏中学毕业。师大附小、附中的师资水平很高，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必须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主持校务的领导人（主任）的素养、风格不同，不同时期的办学水平还是有差异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师大附中的黄金时代当属林砺儒（1889-1977年）任主任时，他在1922-1930年主持校政。林主任主持制定的《北师大附中学则》的第二条列举了学校的七项宗旨：身体健康、基本知能、高尚品格、合格公民列在前四项，第五项才是预备升学，善于利用余暇和实验教学新法被列为最后两项。1922年由“北洋政府”颁行的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其特点是小学由过去的8年缩短为6年，中学分初、高中两阶段各3年，俗称“6-3-3”学制。学生高中毕业可升入大学。旧制中学，英文译为middle school即源于此。当今的高中译为英语，宜选用英式英语upper secondary school或美式英语的（senior）high school。林主任是在师大附中推行新学制的倡导者。从全国情况看，向新学制的完全过渡用了10年之久。对我国导弹研制、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钱学森院士（1911-2009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附中的学风、校风、良师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亲笔写的一段文字中，列举了17位对他一生有深刻影响的人，除双亲和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3人外，中外各级学校教师、教授共12人，师大附小教师1人，师大附中教师7人，除林主任外，大学教师仅列举清华大学1人，上海交大2人，美国大学教授仅提冯?卡门1人。1955年10月回到北京后，他就立即访问母校师大附中。在回忆文字中，他特别指出，学生们对考试大都不搞临阵磨枪，而是凭真本事应试，能考85分就很好。对比之下，他批评了大学母校上海交大过分追求分数的做法。我还得承认，我在班上不属于最优秀者，大体上位于全体学生前1/5的末位。1935年年末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对我也有深刻的影响。1936年5月，我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初一、初二年级热衷于革命活动，学业不免有些荒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我的大姐黄文秀（党内用名周英，1913-2003年）在北平做了一段地下工作之后，去了天津，后来又转到平西、平北根据地。二姐黄文华（党内用名黄惟，1916-2004年）在1938年春由上海经温州、西安等地去了延安。我的年龄还小，就留在沦陷区读书。1941年夏，我中学毕业时报考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三校，且均被录取。最后，我选择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燕大仅仅上了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迅速对日宣战。日本军人也迅速占领了燕大校园。次日上午，所有学生在日本军人监视下离开校园。1942年2月，我转入敌伪时期办的北京大学工学院；1943年5月，在土木系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了地下党。 　　对于短暂的燕京大学求学经历，我有相对美好的回忆。燕大遵循美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