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唐宋之际题名记、诗文总集与方志转型关系.docVIP

简述唐宋之际题名记、诗文总集与方志转型关系 　　唐宋之际，出现了记一地官员与进士名氏的题名记(碑)和总一地诗文之文学总集，这些地方性文献最终都被纳入方志，组成方志名宦志、选举志、艺文志之核心内容，并促使方志完成转型。因此，探讨题名记、诗文总集与方志转型之关系显得很有必要，然目前学界一直未有专门研究，故笔者不揣冒昧，略作考述，不确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地方官员题名记与方志 　　官员题名记前身乃各地官署“壁记”。古人好于石壁墙面题写诗文，此习由来已久，其中有作于官署屋壁以记事的，多为现任官员自撰或请人代撰，时人称为“壁记”。官署壁记之始已难查考，不过唐代已然有之，最先出现于中央台省百司，后流行于郡邑，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壁记”条云：“然则壁记之由，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目前所知最早的官署壁记撰于玄宗天宝年间，台省有李华《著作郎壁记》与《御史大夫壁记》，时间分别在天宝七年(748)、十四年;郡邑则有李华《河南府参军壁记》(天宝九年)、陈章甫《亳州纠曹厅壁记》(天宝九年)等数篇。天宝以后直至唐末，我们能知道的壁记约80余篇，其中地方各级官署便有70多篇，所涉地方职官上至节度使、观察使、刺史，下及幕职官、县令、县尉、县丞、主簿。通览这些郡邑壁记，无论自撰或代撰，大多明确表示载有历官名氏。由于题名所占篇幅逐渐增大，为突出重点，有的壁记便干脆更名题名记，以贞元八年(792)无名氏所撰《长安令题名记》为最早，后又有贞元十五年许孟容《尚书省郎官题名石记》等。 　　到了北宋，题名记更是遍及诸路州军，不过，题名存世的仍仅两种，即《婺州题名碑记》与《开封府题名记》。从这两种题名记来看，似乎内容比唐代更为丰富，不仅记到任岁月，而且还详载官、职，更有附录亲属的，如《开封府题名记》咸平二年“魏羽”载“子瓘”，天禧四年“吕夷简”载“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孺，曾孙嘉问”，等。又《婺州题名碑记》小序末云：“庆历丙戌岁立冬日，领郡事关咏记。”庆历丙戌即庆历六年(1046)，然题名却记至宣和三年(1121)的杨应诚，显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以关咏所编为基础经多次续补而成，同样，《开封府题名记》从前后行文看，补刻痕迹亦相当明显。对此，可以从淳熙《吴兴志旧编》中得到印证，是书在记乌程县令时曾云：“本朝庆历四年县令李从始立题名记，自咸平元年李团以前皆追书之，继李从之后者，相续而录以至于今。”因此，宋代编写守令题名已成为官方自觉行为，并形成一定责任意识，韩琦曾在庆历七年(1047)所撰《扬州厅壁题名记》中强调：“因念前之为政者尚阙传载，非以谨官守而重朝寄也。”即反映了这种意识。 　　在地方官员题名大量整理镌刻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编纂目的。早在唐天宝九年写成的《河南府参军壁记》中，作者便明言其旨在“俾将来俊茂有所观”，又作于贞元十六年(800)的《京兆少尹西厅壁记》亦“以旧记堙落，虑失其传”，而封演在总结壁记时，更强调：“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因此，壁记在刚开始载历官名氏等信息时，目的就在于保存资料使后人知晓，实即今人所谓之存史。不过在晚唐那种动荡的岁月里，题名编写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志善而敬不肖的《春秋》微旨。符载贞元中所撰《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云：“宜书录事之美于壁间，耸善而儆不肖，盖《春秋》之微旨矣。”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进一步强调：“壁记非古也……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更认为壁记“本以志善悛恶，名氏迁次末也”。对于这种唯重鉴戒的编写宗旨，封演颇为反感，并批评道：“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其实，题名编写的主要目的及题名基本功能应在于存史，如存史这个基础都不存在，道德鉴戒与空谈又有什么区别。 　　鉴于唐末题名记编纂意识中出现的偏差，宋人显得较为理性，不再过份强调某一方面。对于存史这一基础功能，人们不仅没有忽视，反而有的编纂者更将题名记与史书相提并论，如徐积《江宁府句容县厅壁记》有“取前人名氏列于厅事之壁，意者近乎史也”之语，陈师道《彭城县令题名记》亦云：“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当然，存史同时，鉴戒作用也受到宋人重视，只是与晚唐强烈的《春秋》微旨有所不同，宋人更倾向二者并重，如张方平《吴兴郡守题名记》云：“今列其名非徒载年月记到罢，亦俾览之者得以善善恶恶而惩劝存焉。”即是此意。又韩琦在《定州厅壁题名记》中言道：“夫能推名氏以见善恶，谨迁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对唐人所谓“以志善悛恶，名氏迁次末也”进行反驳，指出存史与鉴戒并不冲突。在《扬州厅壁题名记》中，韩氏又云：“以年月刻石于厅事之壁以示永久，后之来者阅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