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中的几个基础问题_0.docVIP

细谈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中的几个基础问题 　　不同于国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庭没有自己的执行力量，如果其要正常运转的话，就必须依靠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合作。因此，与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对国际刑事法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仅论述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问题) 。由于各个国际刑事法庭成立的基础不同，因此其与国家合作的程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法庭建立在战败国国土之上，战胜国基本代行战败国主权，在法庭成立之前，嫌疑犯基本已经到案。因此，其对国际合作的要求甚少。特设法庭( 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合称) 及其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上述情况，在诉讼中就特别需要国际合作。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特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为主，并重点比较二者与有关国家间合作事项的不同。 　　一、合作的义务 　　( 一) 国家与特设法庭的合作义务 　　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分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1993 年第827 号决议和1994 年第955 号决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属于安理会的附属机构。安理会建立上述法庭的权力来源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做出的决议，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均具有约束力，成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该决议。上述两决议都专门强调了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义务。安理会在通过上述第827 号与955 号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简称《前南规约》) 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简称《卢旺达规约》) 。决议所强调的国家合作义务在规约中也同时得到了确认。如《前南规约》第29 条规定: “各国应与国际法庭合作调查和起诉被告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者”; “各国应不作任何不当迟延，遵从要求援助的请求或初审分庭发布的命令。”另外，为了便于法庭的运行，防止有关国家以国内法或引渡法为由而拒绝与法庭的合作，由特设法庭法官创设的《前南规则》和《卢旺达规则》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家不得以上述理由拒绝合作。如《前南规则》第58 条规定，规约所规定的义务应优先于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或引渡条约可能会存在的把被告人或证人交付给或转送法庭的法律障碍。从上述特设法庭建立的基础和其规约、规则的规定看，各国与法庭合作的义务是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没有任何例外的。 　　( 二)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义务 　　1. 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义务 　　不同于特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在条约基础之上。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条约对缔约国有约束力，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应当遵守。《罗马规约》第86 条( 也即第9 章第1 条) 规定了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间总的合作义务，即“充分合作”的义务。至于如何理解这一合作义务的性质，我们还应回溯到《罗马规约》产生之初的谈判中。在谈判过程中，关于如何定性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间的义务，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是和传统国家间司法合作义务相比较。在传统国家间司法合作机制中，被请求国和请求国之间是平等关系，被请求国有权审查请求国的合作请求，并结合本国法律、政策、国家利益及其他重大关注等做出是否同意提供协助的决定。这种合作义务更倾向于国家主权，强调被请求国在合作意向上的决定权。在罗马谈判中，一些国家倾向于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义务采取平等国家间的对等义务性质，并倾向于在法条用语中，采用不延迟地“回应”的表达方式。二是和特设法庭国际合作相比较。有些国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与缔约国的合作采取这种机制，并采用特设法庭规约的表达方式，即“服从”作为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合作的措词。从《罗马规约》最终的规定看，它应是两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因为它既没有采取“回应”一词，也没有采用“服从”一词，而是使用了“充分合作”这一特别用语，作为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基础。上述用语的使用，表明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义务的性质，是介于传统国家间和国家与特设法庭合作义务之间的、一种新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这种新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的创设，是对现有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的扬弃。一方面，它借鉴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国家间平等的合作机制，对国家规定了较强的合作义务，极大限制了国家拒绝合作的理由; 另一方面，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特设法庭的“超国家”强制合作机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国家主权，承认国家的正当关注，并设立了灵活的问题解决机制，力求在维护法院权威和尊重国家主权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2. 非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义务 　　对于非缔约国，根据“条约不约束第三者”的国际法则，《罗马规约》对其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义务的来源，还需寻求其他根据。根据案件来源的不同，非缔约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义务的性质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