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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通过法制建设社会 　　在《背景与策略: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过程研究》中， 笔者对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修法过程进行了回顾总结，而本文所要做的是，就台湾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的法规、关键性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台湾家庭暴力立法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把握其法律范式的特点。台湾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在亚洲地区具有典范性意义。其不仅突破了以事后惩罚为主、分散在各部门法的传统法律制度，形成了家暴防治的专门性单行法。更重要的是，移植了美国的保护令制度，并在法律制度中设置了若干制度环节把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社会救助等引入到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中。这一领域的法制构建，摆脱了传统刑法、民法、行政法的构造，体现了把家庭暴力作为具有综合性社会学原因的问题来进行治理的思路， 使这一法律制度体系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政策维度。从整体特征看，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体系创造了一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制度构建方式，体现了社会建设与法制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种通过法制建设社会的新范式。这对于《反家庭暴力法》立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大陆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我们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均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学习、了解台湾的这种新型法律范式，对于我们运用法制促进社会建设、治理社会也将有所启发。 　　一、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基本内容 　　( 一) 文本结构及立法目的、精神、适用范围 　　1. 文本结构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最初制定、实施于1998 年，2007 年做了全面修订，新增了“第二章民事保护令”的“第二节执行”，并对若干条文进行了修正。此后在2008 年、2009 年又做过3 次小的修订。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改变最初立法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原法律有52 条，修法后的条文共66 条，仍然由7 章构成。如表1 所示: 　　2. 立法目的、精神与适用范围 　　( 1) 立法目的 　　最初1998 年通过、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 条规定了该法旨在“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在2007年修法时仅保留“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该法于1998 年立法审议期间的形成的最初草案，其实并没有把“促进家庭和谐”作为立法目的之一，但由于担心被误认为该法是一部鼓励离婚或者争取监护权的工具，在最后通过的法案中增加了该目的。对此，一直有女权运动者认为“促进家庭和谐”的法律目的缺乏性别意识，① 并且有碍司法人员足够重视受害者人身安全，而以“家庭和谐”之名积极劝解当事人进行诉讼外和解或要求被害人原谅、宽恕施害者。② 《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目的几经变动，无疑是关于该法定位为性别平等方面的法律还是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或是促进家庭关系的法律的观念差异和博弈。这种观念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修订而消失。③ 　　( 2) 立法精神 　　该法以“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为目的，针对的是以往家庭暴力问题被忽视，尤其是公权力救济松弱或缺失、受暴者持续处于暴力环境、家庭暴力导致受害者心理和身体伤害、家庭产生于复杂的原因等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惩罚施暴者。因此，在立法时，体现了如下主要几方面的精神: ④ 　　第一，让被害人安居家庭中( 第14 条第1项、第61 条第1 项、第31 至33、38、39 条) ; 　　第二，为被害人及加害人建立处遇或辅导制度( 第14 条第1 项、第61 条第1 项、第38、39 条) ; 　　第三，保护年幼子女之安全( 第43 至45 条) ; 　　第四，公权力积极介入家庭( 第14 条第1项、第16 条第3 项) ; 　　第五，健全组织机构，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防治中心( 第5 条、第7、8 条) 。 　　( 3)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 　　《家庭暴力防治法》把“家庭暴力”定义为: “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 第2 条第1 款) 。”这一定义包括“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突破了对暴力的一般性认识，符合家庭暴力的特性。 　　同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了较宽的定义:“夫妻或曾有夫妻关系、家长与家属关系、同为家属关系及现有或曾有直系亲属关系、现为或曾为四亲等内之旁系亲属关系、同居关系( 第3条) 。”这一定义使家庭成员的范围不局限配偶或共用生活的近亲属，把曾有婚姻关系、祖孙关系、同居关系者等之间的暴力行为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符合当代社会中家庭亲属关系经常变动、同居关系普遍存在的状况，适应了社会情势。 　　( 二) 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第4 条规定主管机关为: 在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