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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贿赂界定的问题研究 　　2013年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执政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备受瞩目且广受好评的无疑是反腐败，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的决心和魄力，表明了对民众的反腐承诺的兑现---既要“拍苍蝇”又要“打老虎”。不难看出，无论是“小苍蝇”还是“大老虎”，绝大多数都与贿赂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贿赂犯罪仍然是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重灾区。要想最大限度地预防与打击贿赂犯罪，就必须理顺贿赂的范围，这样才能准确、有效地惩治腐败。因此，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形势下正确认定贿赂的范围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贿赂的释义 　　贿字由“贝”和“有”组成。“有”为“以手持肉”之形，意为“肉食”;“贝”指钱财。“贝”与“有”组合在一起表示“用钱替人买肉”。贿的本义是为特定对象吃肉买单，其引申义是指让特定关系人免费消费。换言之，贿就是收买、打点特定关系人。赂字由“贝”和“各”组成。“贝”指钱财;“各”意为“十字交叉”。“贝”与“各”组合在一起表示“在十字交叉路口，向监守路口的官员赠送钱财，以期获得优先通行权”。赂的本义是为取得优先权而向有关人员赠送财物，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便利向特定关系人赠送财物。 　　根据现行刑法对受贿罪、行贿罪、斡旋受贿罪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贿赂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好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贿赂的特征 　　贿赂的本质在于，它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有关的、作为不正当报酬的利益。简言之，贿赂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与请托人的利益之间交易的媒介。因此，贿赂具有以下特征： 　　(一)贿赂与职务紧密相连 　　职务是国家工作人员在法律规定的一般职务权限内基于其地位应当处理的作为公务而存在的一切事务。就职务与贿赂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受贿人与行贿人两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受贿人来说，只有因其具有一定的职位，手中握有基于一定职务而产生的公权力，或者由职务所衍生出的特殊功能，而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这才是刑法所要调整的贿赂犯罪;对于行贿人来说，只有当行贿人意识到对方具有某种职务或者权力且这种职权在为自己谋利时能提供便利时，想谋利的一方向掌权的一方提供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时，才被定性为行贿。贿赂与职务的紧密相连就体现在，请托人给予掌权者财物或其他利益，抑或掌权者向他人索要财物或其他利益，是与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职务是紧密相连的。 　　(二)贿赂与利益密不可分 　　贿赂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利益。这是掌握公权力且居于一定位置的人甘愿铤而走险的原因。如果受贿人与行贿人双方在整个贿赂犯罪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换言之，受贿人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行贿人提供利益，行贿人也没有从受贿人手中获得利益，财物与其他利益的提供与收受与其应该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没有丝毫联系，那么在刑法上就坚决不能认定为贿赂犯罪。反之亦然。 　　三、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贿赂范围的争辩及个人解读 　　(一)学说争辩 　　目前，就贿赂范围的界定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三种观点：财物说。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贿赂的范围具有唯一性且只能是财物，其他不正当利益则不是贿赂的范围。财产利益说。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财物和财产利益都属于贿赂，尤其是财产性利益诸如债权的设定、债务的免除和旅游机会的提供等都应视为贿赂犯罪的对象。利益说。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贿赂的范围应当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招干转干、迁移户口，甚至性服务等均可构成贿赂。 　　(二)个人解读 　　“财物说”就目前来看，仍然对贿赂犯罪有着巨大的影响。“财物”是现行刑法的条文中唯一规定的贿赂对象。但是，随着财产性利益贿赂和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出现，仍将单一的“财物”作为贿赂双方的交易媒介已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该学说已无法应对形形色色的贿赂犯罪，无有生存空间，被抛弃已成为必然。 　　“财产利益说”表明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罢，只要财产性利益能通过金钱来衡量，就要认定为贿赂。该学说是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化，从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这是对贿赂范围的认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是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贿赂范围之外，变相否认了非财产性利益不能给国家公职人员的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侵害，实属一大遗憾。 　　“利益说”将贿赂的对象明确为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该学说所界定的贿赂范围符合党中央大力反腐的实际要求，同时将非财产性利益认定为贿赂的对象也符合国际贿赂犯罪研究的大方向。但是，由于立法的缺陷与滞后，“利益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争议颇大。 　　综观这三种学说对贿赂范围的认定，完全反映出不同时代对贿赂犯罪的不同要求。前两种学说在当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