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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组织如何救济贫困农民: 权利理论的视角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下降。2011 年，我国第二次制订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以“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近年来，“精准扶贫”作为一种行动选择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而精准扶贫，质言之是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将扶贫资源投入到真正贫困的地区和人口。精准扶贫相对于以前的扶贫有非常大的差别: 它通过排除非贫困地区( 人口) 对扶贫资源的享用以及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的实际需求来提升扶贫绩效。然而，贫困农民的实际需求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同的个体、同一地域的不同群体，缓解其贫困所适用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贫困农民需求除了有差异性之外，还有时序性，即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同一个人的需求是有优先次序的，同一地域范围内不同群体的需求也是有优先次序的。这样，统一的政府扶贫战略无法一一满足，只有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才能够将“精准”体现出来，最大程度地满足贫困农民需求的多样性与时序性。本文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探讨贫困农民权利缺失的表现，通过与政府扶贫、市场反贫困的比较来强调社会组织救济贫困农民的必要性，最后提出社会组织救济贫困农民的相关路径建议。 　　一、贫困农民权利缺失的表现 　　每一个人都拥有权利，贫困农民也不例外。“人权是人所拥有的权利，他( 她) 之所以有这些权利仅仅是因为他( 她) 是一个人”。可以说，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与表现。就这个意义而言，个人权利表现出来的状态即为个人的生存状态，而个人权利的缺失即为一种贫困状态。李昌平将权利的缺失看作是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阿马蒂亚·森也认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所以“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他认为，权利分析方法可以“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分析”。从权利分析的角度来理解，要扶贫或者缓解贫困，其实就是将本属于个人的权利归还于个人或者帮助其获得本属于他的权利。 　　阿马蒂亚·森从获得食物所有权的角度将个人的权利分为四类，即“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继承和转移权利”以及“交换权利”。尽管我国有研究者指出，农民的权利贫困是与城市居民比较之后的结果，即是体现在两者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差距、不公平与不平等以及由这些差距、不公平与不平等所引起的政治利益、物质利益、文化利益的损失”， 但是，决定农民是否贫困最主要的还是“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映射”。贫困农民的权利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 一) 贫困农民并不拥有自然资源所有权 　　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贫困群体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但是，无论是大集中还是小集中，对自然资源缺乏所有权是贫困的主要表现。水资源匮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高寒山区、土地贫瘠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是我国贫困最为集中的几类地区，那里农民的自然资源占有率是非常低的。而即使是在那些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比如云南、贵州等省的森林地区，尽管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或者水资源，但是农民也不可能对资源拥有所有权，因为这些资源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李周在分析森林丰富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时指出，森林资源丰富地区大多数林木为防护林，农民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 政府向受益者征收的补偿金也被用作水源林管护机构的经费，真正遭受损失的农民却不是补偿的受益者。其他诸如生活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的农民--大部分只能通过做矿工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且要忍受环境被恶化的后果--生活困顿的现象更比比皆是。 　　( 二) 贫困农民劳动所得缺乏保障 　　从贫困农民的财富收入来看，主要包括劳动力收入与农产品收入。贫困农民大多没有掌握相关的技术、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其劳动力收入主要来源于体力劳动收入。在现有的环境下，体力劳动收入与智力劳动收入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大多数贫困农民在外打工，其劳动收入还经常缺乏保障，拖欠工资、损害身体健康、威胁生命安全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产品收入也是贫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即使在农产品较为充裕的地区，贫困农民也会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而较少获得相应的利润。当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贫困农民财富收入当中最为缺乏的还是资本收入，而“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因为自身素质、视野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贫困农民缺少资金收入，更缺少将资金资本化的能力。尽管有少数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民利用互联网创业和开展金融贸易，但是，相对于数量众多的贫困农民来说，其比例毕竟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