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占有关系”.docVIP

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占有关系” 　　一、问题之提出 　　【案例一】2015 年4 月26 日早6 时许，犯罪嫌疑人郝某( 系被害单位的搬运工) 邀约犯罪嫌疑人刘某( 系被害单位的货运司机) ，密谋从其单位冷库中偷运速冻水饺出来变卖。当天7 时许，郝某持当日的货物配送单进入冷库，装货时，除了单位配送单上所要求的货物之外，又私自多装了47 箱水饺。之后趁库管换班之机，郝某将配送单上的货物连同多装的47 箱水饺一并交给了刘某，由刘某在送货途中将该47 箱水饺变卖得款2800 余元. 　　【案例二】2002 年12 月18 日，犯罪嫌疑人张某( 系被害单位的车队驾驶员) 受单位指派到银行以大额面值人民币兑换小额面值人民币，张某认为有机可乘，遂邀约犯罪嫌疑人黄某( 系个体出租车司机) 一同窃取该现金。二人商量了作案方法，张某为黄某绘制了行车路线，并提供了自己驾驶车辆的钥匙。当天，张某与该厂押运人员一同前往银行，行车间隙，张某将其驾驶的车辆停放在跟黄某事先约定的地点后离开，黄某乘隙上车，用张某事先给付的钥匙打开后备箱，将现金人民币62. 5万元取走。 　　【案例三】2007 年7 月14 日，犯罪嫌疑人李某( 系上海一家货运代理公司的集装箱车司机) 驾驶集装箱车，负责将江苏省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货物运往上海港口。在运输途中，李某伙同徐某等人采取改制集装箱货柜封签的手段，途中停车拆封，窃取集装箱内货物之后再恢复封签，共获纱线137 件，价值人民币9 万余元。2007 年7 月20 日，李某采取同样方式再次作案，获取到另一被害单位价值人民币29 万余元的财物。 　　上述案例均为单位内部员工在履职过程中实施的侵财行为，但究竟应认定为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较大争议。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流行以行为人获取财物时利用的是“职务之便”还是“工作条件之便”作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标准。但是，该判定标准并非清晰明确一望而知。原因在于:“职务”与“工作”两个词语之间的界限本就不甚明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职务是指按照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这就意味着职务本质上也是一种工作，当行为人在利用其职务之便时，并不能否认其同时也是在利用其工作条件之便。加之“便利”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词汇，而“便利与否”更多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不同主体依据各自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与其在判断行为人究竟利用的是何种便利上纠缠不清，不如让我们改换视角，确立新的标准，本文将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新标准的合理性，并尝试从占有角度对上述案例重新加以解读。 　　二、重新确立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标准 　　(一) 职务侵占罪应归入侵占类犯罪的谱系 　　起刑点意味着某一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最低标准，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按照北京地区的规定是一万元，而盗窃罪仅为二千元，对比后我们发现，单位人员因其职务所带来的天然便利，相较于缺少职务便利者更容易获取到本单位财物，但现实却是拥有职务便利者比缺少职务便利者更难以成立犯罪。笔者认为，这种表面上的错位看似是立法者的疏忽，实则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职务侵占罪的起刑点之所以比盗窃罪规定得高，是因为就职务侵占罪本质而言是一种侵占类犯罪，普通侵占罪的起刑点也远比盗窃罪规定得高，在起刑点的设计上，职务侵占罪恰恰与普通侵占罪相暗合。 　　另外，职务侵占罪意在保护一种先在的信赖关系，这种信赖关系体现为单位基于对内部员工的信任而赋予其一定的职务和权限，该员工因而可以自由调度、支配、动用和持有单位里一定数量的财物。普通侵占罪同样是“基于信赖关系，在他人财产转移给自己占有之后，自己禁不住诱惑而将财物侵吞的行为。”所以，职务侵占正如委托物侵占一样具有背信性质，不仅使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而且还破坏了单位与员工之间的信赖利益，在法益保护这一点上，职务侵占罪恰恰呈现出了与普通侵占罪相一致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职务侵占罪纳入侵占罪的犯罪谱系，今后再辨析其与盗窃罪的区别时，就可以借用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标准，只需去判断行为人在作案时是否已经事先占有了目标物便能够得出相应结论。 　　(二) 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应纯化为“侵吞”这一种方式 　　通说在解释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时常会援引贪污罪的法条，认为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客观行为手段上没有实质区别，亦即应对职务侵占罪中的“侵占”做广义理解，与贪污罪中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含义一致。也就是说，“职务侵占罪中侵占一词与《刑法》第二百七十条侵占罪中的侵占一词，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含义。后者是狭义的，即仅指非法占有本人业已合法持有的财物; 前者是广义的，即非法占有的意思，并不以合法持有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