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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 世纪历史学传统嬗变和方法论的计量化 　　对于历史学而言，19 世纪是让其成为学科的时代; 而20世纪，则是令其走向一门科学的时代。跨入21 世纪转瞬已逾10 多年，再让我们回首过去了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不难发现其在与时代风云同步跌宕起伏中，自身业已演绎出从传统“叙述的历史”到“分析的历史”的嬗变。应当承认，今天的历史学较之过去更加成熟，也更具科学性。得以如此，立足于史学研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基础上的方法论变革，不无重要贡献。 　　一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的国际史学界存续三大史学传统，一个是西方的，另一是东方的，再有便是基督教的。从这个角度通观20 世纪的历史学。西方史学中的主流，应该说在20 世纪上半叶里依旧承袭着起始于修昔底德的方法论传统。即使到了该世纪下半叶，这样的传统亦如美国历史学家G. 伊格尔斯在70 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并没完全摒弃。在伊格尔斯看来，修昔底德所提供的纪事型描写模式，不仅被史学家们“在古典时代仿照”;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又恢复使用”，甚至经历了“19世纪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也没有遭破坏，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为此，伊格尔斯认为，从古代希腊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初，“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和撰写历史的方法中有一种高度的连续性”。 　　然而犹如我们今天所见，就在西方的这一主流之外， 20 世纪上半叶起，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已经有新的变革因素在成长。其中，于日后成了气候并被事实证明影响深远的，首推应是发端自法国的年鉴派。年鉴派的一系列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形成了近代以来对西方史学传统予以主动批判，进而造成全面冲击，第一个有预设目的的群体史学变革行为。这种行为，带动了时间跨度达一个世纪、世界范围的史学方法论变革，触发了20 世纪历史学对传统的嬗变，使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由“叙述的历史”转向了“分析的历史”( 其后相继兴起的各个现代史学流派，大多受益于斯) 。 　　与西方相对应之国际史学界中的东方传统( 这里的“东方”概念并非西欧中心论者所使用的“近东”、“中东”或“远东”政治地理概念) ，核心代表应是中国史学。在20 世纪上半叶里，中国的史学家们由欧美( 包括转经日本) 引入唯物史观和所谓“科学史学”( 崇尚兰克史学兼具自然科学学养的傅斯年所倡导，主张史学研究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进行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批判或再造。经此蜕变，唯物史观孕育出中国大陆第一代以及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而“科学史学”派则在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延续。两大群体从传统中刻意走出的本质，实际上都是在用各自的认知和理解，努力尝试着” 分析的历史”。 　　20 世纪里，中国史学界对传统的否定，是建立在时代动荡、社会变革基础之上的。故而，该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便肩负了政治革命和中华民族振兴这样的双重历史责任。但在该世纪60 至70 年代末，大陆史学却不堪政治重负，反传统的过程中误入了“影射史学”这一歧途。为之服务的史学方法论也陷入教条主义“新八股”。不过，随后80 年代以来的持续改革开放，彻底振兴了中国的大陆史学。概而观之，经历了80 年代矫枉反思性质的“史学危机”和西方现代史学思潮最初无选择大量引入; 90 年代沉积自省性质的“史学静寂”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分析、批判性鉴介，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大陆史学已经开始踏上日渐成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并举的发展轨道，而且在思考如何继承传统合理内核的同时，汇入到“分析的历史”这一国际史学潮流之中。中国台湾地区史学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机，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这以后，较之大陆史学更为平缓地融入了国际史学的时代大潮。就治史传统的延续而言，倒是不曾有过断裂; 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多为嫁接借鉴。今日再统观21 世纪初以来的海峡两岸史学，在全球化浪潮中已然是与国际史学脉动同此凉热了。 　　国际史学界中的第三大传统---中世纪兴盛的基督教史学，实际上经历了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冲击之后，其影响力于20 世纪基本上应是昔日的黄花了。但有一点须看到，在20世纪科学渐进深入人心的趋势下，其实际上也正不得不丢弃”叙事的历史” 传承，假借” 现代科学” 之名来以” 分析的历史” 书写风格去论证、推销所谓” 上帝的永恒”。 　　综观总体，国际史学界的历史学传统被改变，应是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科学化---力图导入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以及泛社会科学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一种科学化的趋势汇聚成为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时代主旋律，历史学也因之成了这场贯通百年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的主战场之一。当然须指出的是， 1940 年之后至少有两项发展为未来方法论的变革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其一是能够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数理统计学众多具体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