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形态.docVIP

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形态 　　五四文学过后的革命文学，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文学的传统，暂且把五四文学的核心命题如个人、人性、人道、科学和自由放在一边，而把国族、群体、民主和政治作为当务之急和中心工作。也就是说，社会矛盾盖过了精神问题，国魂铸造置换了心灵呵护;渴求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革命现代性己然成为革命时代的主旋律。这种人类学精神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已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已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limitied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内在地驱使革命诗人朝着建构这样的“共同体”而不懈努力。从诗歌表达方式上看，“默想”开始让位于“叙说”，“写实”更加倾向于“现实”。 　　质言之，由于革命大潮的持续冲击，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写作，则被视为“新贵族”文学和“新文言”文学遭到否弃，左翼文学脱颖而出，渐成文学主流。普罗大众文学以其革命性和战斗性冲上了历史前台，发出了洪亮的声响，“反映在诗歌里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倾向是叙述}h}，而文类的选择是叙事诗，或带有较大篇幅故事性的抒情诗，如果兼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普罗诗人，便又会加上了许多的顿呼。 　　革命诗人急于把时代巨变“广而告之”。他们的诗歌叙述重“事”轻“叙”。他们要做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传纪文学、纪实小说和写实散文等文类应当承担的工作，似乎想在“叙事”方而与后者一比高下、决一雌雄。闻一多在谈到“新诗的前途”时说:“至少让它多象点小说戏剧，少象点诗。”这明显带有规避“纯诗”、修正“介入”的意思。20世纪30年代末期，艾青、写本事，既现身说法，又抽身事外诗歌毕竟是有感而发的，“切己性”十分明显，非诗文类难以匹敌。诗歌写本事有悠久传统，只不过，有的外露，有的内隐。唐代孟栗编著的诗话《本事诗》，将诗人及其诗歌的逸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等7类，收入41个故事，集中展示了据诗索事和还原本事的功力。 　　这显然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评论传统有关。虽然其客观性和可靠性需要反复钩考，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和意义。在现代汉诗中，不仅诗歌批评继承了文学社会学和传记批评传统，而且有些诗人的确把本事引入诗歌写作中，使其诗歌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大家经常谈论的现代汉诗本事有，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和汪静之，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后期倾向于革命的象征性写实)和梁宗岱;而对写实主义诗歌、革命写实主义诗歌的本事谈得相对少些。其实，由于写实的追求，革命写实主义诗人更容易把本事带入诗歌写作中，只是人们不大关注罢了。这也从一个侧而反映出人们向来不看好写实性诗歌。其实，中国现代本事诗有着不俗的表现。 　　(一)写自己与亲人的本事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的日子里，只有19岁且有两次入狱和出狱经历的革命诗人殷夫，写出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别了，哥哥(算作是向一个Clan、的告别词吧)》。1930年5月，与他的署名为Ivan的书信《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1930年3月11日作)》一同发表在“左联”刊物《拓荒者》第1卷第4一5合期上。同一题材和主题，而且是自己的真实生活、思想和情感，殷夫分别以诗歌和书信的形式同时发表出来，是想把诗歌中没有表达清楚的事实通过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反过来说，是想将书信里没有抒发出来的强烈情感通过。 　　二、概写总体境况，塑造典型形象体现时代动向 　　塑造典型形象仅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文体追求，并非所有小说的根本任务。有些现代主义小说以叙事技巧为旨归，既无人物，又无故事情节，还无环境，成为“三无”小说。也就是说，塑造形象，并非小说的专利。诗歌，尤其是叙事较强的诗歌，或者说叙事诗、史诗和剧诗，也可以塑造形象，也可以有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三要素。向来厌恶学究气和市民气的歌德，曾从自由精神、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角度，盛赞雨果诗中很美的“顶好的形象”并表示要写一首既有“引人入胜的人物”，又有“引人入胜的场所和背景”的六音步诗行的史诗口。在现代汉诗史上，革命写实诗歌，尤其是那些追求史诗}h}的革命写实诗歌，注重在特定语境中概写人物形象。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诗与非诗文类在塑造人物形象方而的差异。诗不以此为目的。诗歌塑造典型的主要目的是以此认清现实，总结规律，寻找未来的可能性和预见性。 　　现代汉诗塑造形象的方式多种多样，总体说来，大约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以篇幅较长和超长的革命写实诗歌为主体1934年10月以《罪恶的黑手》为名的第二本诗集，由生活书店印行。在序言中，减克家表达了“结束”短诗写作，开始“写长一点的叙事诗”的意愿;这是因为，短诗“过分的拘谨”，而且内容上又偏执于“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叙事长诗形式“博大雄健”，可以更好地“向着实际着眼”。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