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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学院派道德哲学瓶颈 　　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位托马斯主义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时候，已经55岁了。但是，我第一次邂逅托马斯主义是在38年前，那时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我并不是以道德哲学的形式邂逅托马斯主义，而是从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的一些成员对英国文化的批评中初识托马斯主义。然而，尽管那些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仍然对此有所犹豫，因为，那些多明我会成员让我意识到他们批评中的一些哲学上的预设，以及一系列托马斯主义关于身体、思想和灵魂，情感、意志和理性，德行和理性指导的行动等关系问题上的判断。我发现这些主题都有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肯定呢? 　　1945年到1949年间，我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一名主修古典学的本科生，那时，我不仅与老师一起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本，同时，从1947年以后，偶尔参加A. J.艾耶尔(A. J. Ayer)或者K.波普尔(Karl Popper)的讲座，间或参加艾耶尔在大学学院研讨班上访问学者的讲座，比如J.威兹德姆(John Wisdom)的讲座。我很早就看了《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并且艾耶尔的学生J.汤姆森(James Thomson)引导我阅读《逻辑哲学论》和A.塔尔斯基(Alfred Taxski)论真理的著作。艾耶尔和他的弟子们在清晰性、精确性以及经由辩论所激发的哲学刺激方面堪称典范。我开始折服于他们的见解，即对任何系列哲学主题的检测(包括托马斯主义者所辩护的主题)标准是:是否能够被这样的一些分析证明为正确。然而，我同样不得不认识到，在20世纪学院派哲学的辩论中没有任何一个系列的主题曾经被精确地证明为正确，当然，我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认识到这一点。 　　要成为一位当代优秀的学院派哲学家，必须在分析和论证的技巧方面驾轻就熟，尤其要谙熟于这种技巧的负面运用，从而揭示他人讨论中的败笔或者论证中的瑕疵，并进而成功地引用有效反例加以摧毁。当然，概念上的创造性也是值得嘉许的。卓越运用这些能力的人，依然会在如卞问题上持有一些相互差异且彼此矛盾的信念，即，在某人自己专业领域里彼此争论的不同哲学立场中，包括在那些涉及到应该如何理解真理与理性论证的争论立场中，有哪一个会被认为是真的并且获得理性的论证。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是一种事实，并且被认为是哲学永恒的状况。不断出现的分歧领域令人目不暇给:在数学、道德、感知以及历史判断方面，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相对;在心灵哲学中，二元论者与物质主义者相对;在伦理学中，效用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德行伦理学家这三者互相相对;在语言哲学中，弗雷格主义者与直接指称理论主义者相对;并且类似的相对还有很多。在宗教和政治学中，还有一系列的分歧，它们本身是非哲学的，但是与哲学上的分歧密切相关:有神论对无神论，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者，等等。 　　萨特与艾耶尔如何使我发现托马斯主义者观点的问题很快，这样一个事例的力量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47年当我造访巴黎的时候，有人向我推荐了萨特1945年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这个演讲中，萨特提出:尽管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有各种理由，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选择的结果。对于我的行动来说，使得我的理由成为一个好的或足够的理由取决于我决定将那个理由看作是一个好的或充足的理由。对任何个人的实践推理，其结论都源于前提，即个人已经选择做出他或她实践推理的前提。在这一点上，艾耶尔也表示同意，尽管他和萨特在很多方面都不一致。艾耶尔写道:“这是萨特的一个优点”，“他看到没有任何系统的价值能够被绑定在人们身上，除非这个人选择这样做。” 　　艾耶尔和萨特一起提出的话难，对于托马斯主义哲学来说是一系列核心的问题，根据托马斯主义哲学的看法，对一个行动来说，好的理由恰恰独立于行动者的选择。根据托马斯主义哲学的观点，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去行动的一个好的理由是:通过这样的行动，人们会获得一些善而避免一些恶，并且，人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好是坏，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即这一目标所期望的结果是否能够对于人的繁荣的某些方面有所建树。与之相比，对于艾耶尔和萨特来说，只有选择的行动，不管选择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选择优先于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并且对于人们的善恶判断具有决定作用。对于托马斯主义者来说，评价选择行动本身依据的是在逻辑上优先的判断，考虑的是这些行动所获得的善和避免的恶。我要问的是:我将如何在上述对立的观点中作出选择? 　　与艾耶尔和萨特的观点相比，我并非找不到理由支持更为接近托马斯主义者的观点。但是，我很好地意识到，这些理由中没有一个是确定的，这些理由都不能被理性地抗拒。似乎，关于这一特定的争议，唯一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