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前后的“孝”与“非孝”.docVIP

论“五四”前后的“孝”与“非孝” 　　辛亥一役，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其革命理想的实现却遥遥无期。在社会严重失序的情势下，复兴儒学传统的思潮又有所抬头。因而，民国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激进与保守的思潮始终在激荡中消长。在政治制度层面，新的政治体制与世界政治格局与秩序的逐步确立，中国想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改革旧制度、旧传统与旧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新的价值体系与世界观，无不冲击着传统中国的人伦秩序。故而传统人伦秩序中最重要的“孝”观念，在中西、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碰撞与融合下，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价值群体激辩与角力的核心。迨及“五四”前后，“孝”与“非孝”的争论又起，持论者或人云亦云，或针锋相对，传统风尚为之骤变。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非孝”思潮的高涨，与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及其在学术、思想领域引起的反儒学、反传统的大潮流有着莫大的关联。今尝试以文化史研究中“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的视域为主要考察，对这一时期的“孝”与“非孝”作一粗线条的勾勒，抛砖引玉，以期为深入研究者提供别一视角的参考。 　　一、背景回顾：“孝”与“非孝”之溯源 　　谈及“五四”前后的“孝”与“非孝”，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它们的起源。何为孝?许慎《说文解字》谓：“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肖群忠先生解说许义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他认为当今学者对“孝”的金文字形的解释与许慎的说法大致相同，并援引徐中舒和康殷的解说为例。针对许氏的训释，不少学人根据相关的彝器铭文记载，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笠认 为：“孝 为 考 之 初 文”，“孝 字 不 必 从 老省”。而陈铁凡却认为：“孝之上体即从老字，并未省”。 　　关于“孝”起始于何时，学界的观点大致有：氏族公社时期、殷商时期、周代。康学伟认为“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先秦孝道研究》)，而肖群忠先生却以为康氏观点或许具有理论与逻辑的合理性，然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这些文献的内容并不是事实陈述，因此康的孝道起源说尚需进一步论证，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杨荣国、李裕民等人认为“孝”起于殷商时期，但遭到不少人的批评。还有些人持“孝”起于周代的观点。如陈铁凡说：“孝字肇始，似尚未见诸周代以前也”，肖群忠先生在比较三说之后，认为“孝观念正式形成于周初比较确切，可以为大量文献所证实”。此外，关于“孝”之内涵，陈铁凡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孝字初谊原为子(少小者)之扶老，无与于事亲，其后孝行施之于祖先父母，义转事亲为孝，终而孝字乃为善事父母一义所专，亦即以孝字为状事亲之情爱敬父母之专字。”与陈说不同，王长坤从社会史角度作考察，认为孝道起源于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先秦儒家孝道研究》)。当然，自孔子之后，“孝”的意涵不断扩充，涉及层面极其广博，“从传统宇宙观、人观、秩序观，到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礼俗、性别、自我认同等各方面，几乎无所不关”。 　　所谓“非孝”之“非”，简朝亮在《孝经集注述疏》中训为“不以为是，而议之也”，笔者基本赞同简说。考核史籍，“非孝”之言论或行为发覆颇久。从曾子对“非孝”的界定(“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到杨、墨诸人对儒家孝观念的非议(墨家“兼爱”之说与儒家孝观念是互有扞格的)，到秦人的“非孝”，再到王充、孔融等人公然提倡的“非孝论”(融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等等，可略见其一斑。且考诸历朝历代倡孝之缘由：世风日漓、纲常斁败、大道沦丧云云。可知，在孝文化发展心路历程的对立面，“非孝”论亦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之进路。 二、“大传统”视域下的“孝”与“非孝” 　　依照余英时对“大传统”(或“精英文化”)、“小传统”(或“通俗文化”)的相关界定，再考诸其论述中对这种界定的补充观点：“汉代以后，中国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但儒家关于两个传统的关系的看法则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②我们认为，单纯地以“大传统”、“小传统”的分野来考察“五四”前后的“孝”与“非孝”，与真实的历史情形或有某些偏离，且在判定哪些属于“大传统”，哪些属于“小传统”时，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作为对那一时期“孝文化”发展进路之粗线勾勒与概观性把握的一种尝试性研究，此处仍依上述的界定为标准。 　　1.“孝”之经典意涵的抉发与反“非孝”。“后经学”的现当代，普遍认为《孝经》一书言简意赅，明畅易晓。然在经学时代，传统士人并不如此认为，他们甚至把《孝经》捧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在历来史料中的记载比比皆是。若《汉书·匡衡传》：“《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