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味”话剧的《窝头会馆》去雅从俗.docVIP

论“京味”话剧的《窝头会馆》去雅从俗 　　一、“俗”的生活：大杂院的人生世相 　　赵园在其著作《北京：城与人》中如是写到：由老舍到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往往避写丑的极致，甚至避写胡同生活中的鄙俗气(自然亦有例外)，足以损害美感、触犯人的道德感情的那种鄙俗气，比如市侩气。正是这“有所不写”，使有关作品中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单纯化了。那多半是一个提纯了的世界。这种保持美感的努力，不能不妨碍对现代社会的发现，限制了向人性的深入，以致造成风格的缺乏现代色彩。 　　如果赵园此处所指是就京味小说而言，反观京味话剧亦未尝不是如此。由老舍的《龙须沟》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万家灯火》以及苏叔阳的《左邻右舍》等等，从来不缺乏胡同小院里的各色人生世相，却也不曾向刘恒这般直抵人性的鄙陋之处， 《窝头会馆》作为话剧剧本亦是更为充分地呈现了关于胡同生活鄙俗市侩的一面。 　　刘恒选择 1948 年解放前夕的北平作为故事背景，将大杂院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推置前台。 “窝头会馆”俨然也是一个彼时社会世态的缩影。在一个新旧夹陈的年代，既有前清的遗老遗少苟且于此;也有民国的市井百姓偷生于此;既有国军政府的爪牙狗腿叫嚣于此，也有共军队伍的新生力量奋斗于此。乱世之下，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作为国民政府的爪牙，肖保长的横征暴敛变本加厉，而苑国钟、田翠兰、金穆蓉等市井细民身负苛捐杂税的重担，为求生存而穷形尽相。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小市民怀揣着求生的欲望一步一步突破尊严、道德、伦理的底线。正如剧中人物苑江淼所言，这是一个“烂透了”的窝头会馆。 　　如果说京味小说笔下的老北京人耻于开口提“钱”，而《窝头会馆》的主题却是一个“钱”字。 　　从始至终， 《窝头会馆》里众人的潦倒全在于金钱的匮乏，而所有的钻营则出于对于金钱的谋求。剧本以较大的笔墨刻画了苑国钟两次催讨房租的情节，苑国钟催讨房租低三下气，如同要饭;王立本和周玉浦两家交租拖拖拉拉，形同无赖。从处暑到霜降至大雪，家家户户的日子每况愈下。除了对于金钱的欲望，这里还有那黑夜里不可告人的情欲暗涌。苑国钟和有夫之妇田翠兰之间的苟且之事在第三幕东窗事发。正如古月宗言，“街上净是穿不起裤子的，谁还顾得上你那光屁溜子呀?”而苑国钟对田翠兰的感激和理解，田翠兰对苑国钟父子的关怀照顾，使得二人之间的苟且反倒平添一丝相濡以沫的温情。这种有违伦理道德的行径，在窝头会馆显得似乎情有可原。刘恒无意于以揭发偷情来进行道德指摘，反倒是默认了肉体的情欲。再者，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也尽显鄙俗：拌嘴掐架的，阿谀奉承的，欺软怕硬的，装神弄鬼的等等，人人都为着自己那点蝇头小利龇牙咧嘴地活着。 　　二、“俗”的语言：作为一种生活姿态的“贫嘴” 　　作者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这一主题纳入京味文化的自觉展示之下，其中最为契合之处主要在于北京南城土话的运用。 　　鄙俗的“京味”并不仅仅在于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也表现于他们的语言。演员在舞台上对于北京方言的驾驭正是“京味”最为有力的表现。曲折婉转、脆生响亮的京腔在话剧舞台上的呈现尤为生动活泼。剧本正是以大量密集的京味台词为支撑，该剧的京腔京韵却不同于观众以往的认知。老舍笔下的北京方言，经过加工提炼之后寓雅于俗而又俏皮幽默，自有一种温润的气度。在刘恒笔下则趋向粗俗、油滑，尽显底层市民的鄙俗气。 　　刘恒最为知名的小说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窝头会馆》可视为“贫嘴苑大头的苦难生活”。当代北京胡同里的小市民张大民没钱没本领却能言好说，凭一张嘴过活。这个生活于旧社会的苑大头，处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能自主的便是这一张贫嘴。贫与幽默不同，如果说幽默意味着智慧和教养，是一种名士气派的彰显， “贫”则沾染着下层人士的粗俗无礼，意味着过度和油滑，是小市民精神贫乏的体现。贫，是为说而说，是毫无节制的卖弄，是喋喋不休的调侃，包含了困境之下的无奈又无力。 　　作为下层市民，苑国钟毫无能力改变自身困窘的处境，更不用说反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迫。“说”成了他仅有的一种排遣，唯有“说”才是既不花钱又可自主的。平日里他以“贫”逗乐打趣，一逞口舌之快，既娱人也自娱。他所有苦闷、愤怒、痛苦的出口就靠着一张嘴：你们叽叽喳喳嚷嚷什么呢?知道胡同口的街坊怎么跟我嚼舌头来着?(模拟)不得了啦!你们院儿那俩母鸡又踩蛋儿啦!……你们都听大哥一句，掐架的累活儿给公的留着，母的好好趴窝里歇着去。……待到收租时节，他又以“贫”的姿态收讨房钱：(高声)今儿是好节气，处暑!是我苑国钟要饭的日子口儿了……(见众人回避便收敛了笑容)我不是要租钱，我要的是饭钱!你们两家儿东厢西厢住着我的瓦片儿，不能不赏我一口饭吃。在彻底放弃尊严之后又因其富于喜剧感的自嘲而化解了悲剧感，同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