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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丹图与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60年代后期，历史哲学发生了学术界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即从分析的历史哲学向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转变。历史叙事问题是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的一个方而，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而。国内学者在论及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时，主要讨论了历史学家波考克(J. G. A Pococl})、赫克斯特(J. H.Hexter)、帕卢奇(Stanley Paluch)和文艺理论家巴特、海登·怀特等人的观点，他们通过对历史学的术语、历史叙事的修辞特征和语言特性，以及历史话语的虚构属性等方而的研究，强调了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反击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史学等同于科学，将科学的解释模式运用于历史学的观点和实践。 　　上述学者在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位学者阿瑟·丹图(Arthur C. Danto } 1923-2013)对这一转向的理论贡献。如果说波考克、赫克斯特等历史学家是在历史术语的微观层次上，文艺理论家巴特和海登·怀特是在历史话语的宏观层而上展开他们的研究的，那么丹图则在历史句子的中观层而上实现了历史叙事研究的“言学转向”。 　　丹图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以艺术史和艺术哲学见长，他于20世纪60年代涉足于历史哲学领域。丹图对海登·怀特，尤其是安克斯密特等人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安克斯密特认为丹图所著的《叙述与认识》一书是“自柯林武德以来，以英文写成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屈指可数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其对丹图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丹图从事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时，实证主义的氛围依然十分浓厚，哲学家围绕亨佩尔覆盖律模式、历史解释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一些人对覆盖律模式表示不满，试图做出某种修正，丹图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提出了历史学家讲故事的过程就是进行历史解释的观点，并对叙事解释的机制做了细致研究。与此同时，加利(W.B.Gallie)、莫顿·怀特(Mordon White)也注意到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1965年，丹图、加利和怀特三人几乎同时出版了有关历史叙事的著作，将叙事引向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中心。由于没有全而考察丹图有关历史叙事的论述，国内学术界对丹图的认识大部分局限于他曾参与历史解释问题的争论，并提出了叙事解释的模式。在丹图《分析的历史哲学》(1965)一书出版20年后，该书再版，改名为《叙述与认识》，增加了作者于1966-1967年写的三篇文章，其中《历史语言与历史实在》一文比较重要。结合这篇文章，再加上丹图有关叙述句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丹图历史叙事研究中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二者并存的特征，以及他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作用。下文拟从三个方而展开讨论。 　　一、历史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张力 　　在O析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丹图承认真实的历史是独立于人的主观因素而存在的。他说:拥有历史信念即认为在关于它的信念之外存在(过去存在)着某些其所描述的历史实在。丹图对自己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不同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怀特看来，叙事只是表现过去的一种方式，不存在客观的编排历史的方式;丹图的看法是“对历史上各种事件的客观的编排方式真实存在着，与叙事相对应的实在也真实存在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间的分歧与科学哲学中实在论/反实在论的争议多少有些相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丹图认为，叙事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存在，叙事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实在。虽然丹图宣称了自己的历史实在论立场，但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也蕴含着反实在论的内容。丹图提出的叙述句理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性构成了挑战，造成了他的理论体系中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张力。 　　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是丹图提出的一个原创性概念。作为一位分析哲学家，丹图将分析哲学中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到历史哲学的研究中，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学家表述历史的基本单位-句子，他发现历史著作中的语句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著作中的语句的突出不同在于，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的历史事件时，常常会参考后来发生的事件。叙述句“提及至少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事件，虽然它们只描述(只提及)所涉及的最前而的事件”，叙述句所提及的两个前后联系的事件必须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比如说，在世界近代史上，1756-1763年发生了英法两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七年战争”，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表述这一历史事件，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开始了。但是在1756年，没有人会预料到英法之间的战争会持续七年之久，更不会做出这样的描述。再比如，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中某些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影响的评论中，我们常常读到“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类的论述。这些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