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文化与西方史学新趋向.docVIP

论大众文化与西方史学新趋向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或mass culture)是相对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为目的，具有流行性、商业性、消费性和工业化等特点。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报纸、杂志、书籍、广播、影视、网络等媒介，都是大众文化得以传播且扩大其影响的主要载体。大众文化的流行，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风尚、价值取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史学领域，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正改变着历史学家的观念和历史学的面貌。与之前只关注社会精英阶层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去感受他们的经验、行为和欲望。历史的表现形式也变得愈发多样化和多元化，广义上的一切媒质，尤其是电影、电视，成为展现过去、叙述历史的新手段，由此带来的是对于历史性质的不同理解。大众文化的即时性和碎片化倾向，虽然助长了一种微观主义研究风尚和对宏大叙事的排斥，但这种历史观最近又被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对确定性的追求所修正，宏大叙事的回归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 　　一、史学的个体化 　　我们生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性和即时性使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下而不是过去。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与遥远过去的固有关系松动了，它在时间维度上越来越趋近于当下。当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resent)，亦即刚刚发生的历史，尽管尚未形成难以撼动的客观事实，但却为个人参与和创造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个人的行动、体验甚至心态更有助于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就出现了一个从关注精英的历史、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转向个体历史的趋势，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微观史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史学转型过程的重要表现。在英国，以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最早将视野转向人民大众或不同的个体。英国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在评价该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时说：“汤普森笔下的历史不是抽象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也不是伟人和名人活动的记录。该书关注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验、价值观念、思想、行动和欲望。” 　　历史研究对象向个体的转移，在意大利的微观史和美国的新文化史中得到了更好地践行。不论是娜塔莉·戴维斯对真假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际遇的生动描述，还是卡洛·金斯伯格对麦诺齐奥(Menocchio)思想世界的细微刻画，他们要做的都是深入到被淹没在精英文化和结构性问题之下的非典型性人物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去揭示那些晦暗和被压抑的东西。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者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时代因素固然对过去的个体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和有限的，因为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只不过是他们在解释个体行为时的参照物。诚如金斯伯格所言，尽管“大量的传记研究已表明，在一个本身缺乏重要性并因此而具有代表性的不起眼的个体身上，仍然有可能像在微观世界中那样，追踪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阶层的特性”，但对麦诺齐奥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不能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农民”。 　　当前，史学的个体化集中体现在对记忆的研究中。记忆，无论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还是文化活动，都最具个体属性，它是个人对过去的铭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使面对同一事件，不同个人的回忆也完全不同。从认同的角度来看，记忆甚至关乎个体的存在：“记忆限定了我们是谁，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比我们人格中其他任何方面都更重要……失去了你的记忆，你作为你自己将不复存在。”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大众文化时代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态度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视之为史料的是各种遗留下来的或记录在案的文本。距当下愈远，历史学家对文本的依赖性就愈强。文本的充足与否，往往决定着对某段历史的重塑。但是，对当下的历史而言，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即时性，记录历史事件的各种文本尚未形成某种稳定的客观性，抑或经过大众媒介的扭曲、掩饰甚至虚构，与真实的历史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诉诸当事人的回忆或见证，不仅可以弥补现存文本的缺陷，也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记忆研究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来自对历史这一学科化或科学化建制的抵制。自兰克以降，历史便被认为是一门客观的、统一的、有规律可寻的和合乎理性的学科或科学。历史因而对过去拥有一种特权，它将其他一切与过去相关的话语形式都排除在自我的话语之外。记忆作为一种关涉过去的话语形式，其特有的主观性决定了它可能是非理性的和前后矛盾的，因此是非历史的。迈克尔·本特利在论及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时强调：“历史严格说来是非记忆(non-memory)的，它是一门系统的学科，试图依赖于各种结构，控制完全不同于记忆所引发的那些事物，并常常有意证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