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_0.docVIP

讨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学科系统，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体系。与此同时，整体性的社会问题随之被分解、转化成符合各学科研究范围的不同碎片，由各学科分别予以解释和应对。学科的分化并未在这一级停止，而是在学科内部被不断分解成二级、三级子学科，由不同的人群予以持续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专精于某一具体领域的人才。学科分化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深刻化和精细化，但在消解人类认知一种盲区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可能的盲区，因为社会问题不会按某个单一学科的逻辑和意图呈现自己。这些高度分工的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一个个孤岛，被未知的知识和实践海洋隔离开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重大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愈加呈现出复杂性、集合性、动态性的特征，任何一个学科系统都难以单独作出回应。整合性、多维度和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经历了胡塞尔、沃勒斯坦等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开始进入整合的新阶段，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旨在消除学科壁垒、整合学科知识体系、推行学科研究范式转型和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的一体化研究逐渐兴起。从我国现实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因此，“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口”。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分支的法学，同样面临着严肃的转型思考。如何统筹传统部门法学的既定格局，又能兼顾加快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方向，将是我国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命题。近二十年间，环境、知识产权、财税、金融、科技、互联网、军事、教育、体育、海洋、航天航空等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领域所牵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错综复杂，利益冲突乃至争讼层出不穷，制度框架和规制措施相对粗糙简陋，并发生了诸多影响社会的重大事件或者重大问题。为从法学维度回应这些现实诉求，环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财税法学、金融法学、卫生法学、教育法学、体育法学、互联网法学、海洋法学、航天航空法学、军事法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这些新兴领域的法律现象具有复杂性、整合性、交叉性、开放性的特质，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或不具有单一性，或难以按当前传统部门法学“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的标准划归任何一个既有法律部门，或无法仅在一个或几个法律部门内部解决这些领域中的重大社会问题。 　　然而，由于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特征、研究方法的取向以及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在本质属性上与部门法学有差异。从实质层面上讲，法学学科的独立性不在于研究对象和探讨范围的泾渭分明，而在于理论方法和研究空间的相对集中和内在特质。具体来说，经过长期的发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传统部门法，已相对成熟。从研究方法上，大体可以将实定法秩序有关的现象提炼为法律概念，进而通过解构法律概念来形成法学范畴，进行规范研究。但是，在这些新兴领域里，对法律应予规范的主体、对象等基础要素尚未达成共识，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具体内容仍在摸索制定的过程中，学者并无成熟、完备的法律文本和法律原则可以探讨，无法借助对实定法的规范分析形成内容完整、逻辑自洽的学科体系。可以说，解决新兴交叉学科的认识缺位，是当今法学研究中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硬骨头”和“攻坚战”。 　　尽管也借鉴吸收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但在总体上我国仍是一个以现代法律移植为主、处于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大国，在继受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分类标准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在新的历史时期部门法划分标准被长期适用的法律传统，以及这种划分标准的合理性与妥适性。“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面对各个重点领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个领域中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要提高改革决策水平和法治治理能力，就需要用现代的法学方法论来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因此，通过反思传统部门法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回应重要领域和新兴领域重大问题过程中的局限性，论证并提出与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的“领域法学”的概念、以及“领域法”的治理逻辑，以解决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功能定位与理论归宿的重大问题，从而助力于繁荣与发展中国法学，优化和丰富中国法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传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