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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历史在美国的兴起 　　在美国，历史学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个适当的参照点，以帮助解决当今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问题的起因是大学里仍在传授过时的社会模式，就美国而言，这一模式反映的大致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社会状况。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最近，才有人通过引入大历史研究这种新模式取得了一些成功。过时的教育我在大学开始教书时，校方让我讲授的课程是西方文明史。这在当今依然是美国大学里最普遍、最基本的两门历史课程之一。“西方文明史”成为一门学科大约是在100年前，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关切。①在那时，也就是大约1910年前后，美国的领土扩张已大致完成，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大片的海外领地纳人到整合的国家统治之中去。这对行政管理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通过领土扩张，美国强占了印第安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墨西哥一半的领土，与加拿大的边界线进行了重新调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从俄罗斯购买了阿拉斯加州，侵占了夏威夷、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多个岛屿。领土扩张的结果是大批的各色人等加人了美国国籍，但与美国的精英阶层相比，这些人明显缺少前者拥有的文化传统。这些新公民包括缅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裔墨西哥人、堪萨斯州的土著人和阿拉斯加州的俄罗斯人。 　　这种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这些人和数百万先前为奴后来获得自由的非洲后裔美国人一道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下层阶级。此外，由于当时正爆发工业革命，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也从欧亚大陆来到了美洲大陆。当然，统治者对新近获得的土地和劳动力欣喜不已，但却发现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颇不对路，因为后者的文化中常包含诸如平等、共享权力和财富的思想，对统治阶级显然是一种束缚。为解决这一间题，教育工作者们便开设的移民。①所以我和院长约定:我只讲授两年的西方文明史，待完成后转为世界历史地理。 　　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们学院，世界历史地理已经成为一门课程，但我认识到这并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即便是在我们大学的其他学院。③不过尽管如此，在美国，有许多人们正努力使世界历史地理被大众接受，④比如世界历史协会就在为此做出努力。宏观研究的重新定向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美国的大学不开设国际研究这门课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大学确实开设有关国际研究的课程，但这些课程通常是过时的，是从“我们”对“他们”的角度展开的。这一极化现象是在数世纪以来弥散的民族主义话语和数十年“冷战”以及近期所谓“反恐战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变化自然是有的，但却并不一定是朝好的方向。比如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民族主义色彩确实有所收敛，但其定位却仍然是“我们的利益”对“他们的利益”，仍然充满对立。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物质社会，从股市崩盘到企业重组并购，都能觉察到这种双方对立的教育的严重后果。① 　　这种区分开“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想常常是非常微妙的。来自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州立大学的沙尔曼·哈雷教授认为，泛北极社会科学问题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北方居民与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对抗。她还指出: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从国际主义人手研究问题，但是他们仍旧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国家模型作为国际范例，而这恰恰有悖于初衷。此外她指出，自冷战结束以及人们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以后，人们在寻求国际解决方案时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对立倾向，甚至有人提出在融化的北极冰区建立新国家的主张。② 　　在我开始意识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的同时，我也慢慢地明白，由于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以国家为基础的方法论，世界历史地理也不可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幸运的是，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大历史这个主题的文章，更幸一运的是在缅因州的会议上见到了几位大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①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了解了一些由弗雷德·斯皮尔、埃里克·蔡森、约翰·米尔斯、大卫。克里斯蒂安以及其他人组成的跨学科国际组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对大历史的开创性的研究。看来“大历史”可能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于是我开设了这一门课程。 　　大历史是关于从宇宙大爆炸到现今一切存在的整体、科学考察，甚至由此深人到未来。它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在广裹无垠的宇宙(或多重宇宙)中的位置，而不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大历史还注意到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认为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迫在眉睫。其核心是要探寻这一学科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和人类群体的启示，以及我们该如何负起责任，实流，他们创建了Facebook网页，并展开了其他一些相关的工作。这门课程非常成功，我也刻意把授课方式调整得非常灵活-学生选课后可以选择到教室或者网络远程上课。因此，许多远在德国和韩国的学生也参加了网络课堂。①我现在正准备一门后续课程，叫作世界的明天，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经开设了这门课程。② 　　“大历史”成就了我个人学术生涯的高